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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

日本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要向法西斯急剧转向。

这一过程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正式开始，昭和军阀初露锋芒。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8天之后，田中义一内阁在日本上台。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界的强人，其个人历史与日本陆军紧紧相联。他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以陆军中尉军衔参加甲午战争。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1年任陆军大臣，主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山县有朋死后，他便成为在日本陆军中占首要地位的长州藩的首要人物，也成为日本反藩阀政治，以巴登巴登“三羽乌”为代表的青年军官打击的重点人物。

田中内阁的首要命题是所谓“满蒙问题”。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田中与军部出现分歧。

军部主张靠关东军武力解决。田中却认为为避免英美列强干涉，要靠张作霖。

田中的如意算盘是，先将中国划分为关内和关外，蒋介石统治关内，张作霖统治关外；再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与关内分离便实质性地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若不成，再拿出武力方案也不迟。

田中这一设想的核心点是张作霖。没有张作霖做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或张作霖不甘做这一代理人，田中的设想都将告吹。

不过田中似乎有他不告吹的把握。田中与张作霖关系甚深。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中尉参谋田中义一向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二十多年后，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中尉参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田中决不白救命。从日本人枪口下逃得性命的张作霖，也深知他这个东北王一天也离不开日本枪口的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所以田中说“张作霖如我弟弟”。他不相信张作霖会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估计对了。

五条借款铁路线，条件异常苛刻。连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也发牢骚说“日本人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18的利息。”杨宇霆没有说出来的是沿线权益尽为日人所得，日本势力将在东北像蛛网一样铺开。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他也不想让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无限制扩展。

但他更爱张家。

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据说张作霖愁肠万端，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这五条铁路，一晚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

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州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1927年武藤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藤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