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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第2页）

20世纪，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交通运输的进步，人类反而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危害。对于流行病的病原体来说，像东京或金沙萨这种现代化大都市，会是一个比中世纪佛罗伦萨或1520年的特诺奇提特兰更富饶的猎场，而且全球交通运输网络的效率也远比1918年时要高。现在，一株西班牙流感病毒用不了24小时就能抵达刚果或大溪地。这么说来，世界岂不早该是个致命瘟疫轮番肆虐的地狱？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流行病无论在流行程度还是影响方面都大幅降低。特别是全球儿童的死亡率更达历史低点：只有5%的儿童夭折。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甚至不到1%。之所以有这项奇迹，是因为20世纪的医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人类提供了疫苗、抗生素、更佳的卫生条件以及更好的医疗基础设施。

举例来说，全球接种天花疫苗的运动就极为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人类获胜，天花已彻底绝迹。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让某种流行病完全在地球上消失。1967年，天花还感染了1500万人，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但到2014年，已经没有人感染天花或因此丧命。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胜利，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已经不再为人类接种天花疫苗。

[2]DavidA.Koplow，Smallpox:TheFighttoEradicateaGlobalScour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AbdelR.Omran，‘TheEpidemiologicalTransition:ATheoryofPopulationChange’，MilbankMemorialFundQuarterly83:4（2005），731–57;ThomasMcKeown，TheModernRiseofPopulati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6）;SimonSzreter，HealthandWealth:StudiesinHistoryandPolicy（Rochester: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2005）;RoderickFloud，RobertW.Fogel，BernardHarrisandSokChulHong，TheChangingBody:Health，NutritionandHumanDevelopmentintheWesternWorldsince1700（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JamesC.Riley，RisingLifeExpectancy:AGlobalHist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每隔几年，总有人警告可能又将暴发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猪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凭借有效的应对措施，受疫情影响的人数相对较少。以“非典型肺炎”为例，原本人心惶惶，担心它成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后全球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原本似乎逐渐失控，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14年9月26日将此疫情称为“近代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如此，疫情还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201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丧命），整个西非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焦虑如同地震波传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数远远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过去几十年间，艾滋病造成的悲剧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场医疗失败，但就算是这场悲剧，现在看来仍可以说是进步的象征。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暴发，已有超过3000万人因此丧生，另外还有几千万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这种新型传染病特别狡猾，让人很难摸清头绪、对症下药。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几天之内就会丧命，但HIV阳性的病人却可能有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潜伏期，表面看来健健康康，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并不会置人于死地，而是会破坏免疫系统，进而使病人遭受许多其他疾病的威胁。真正杀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实是这些继发疾病。因此，在艾滋病开始蔓延的时候，大家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1981年，纽约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患者，一名显然死于肺炎，另一名则死于癌症，当时完全看不出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也可能长达数年。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但医学界意识到这种神秘的新型传染病之后，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找到了这种病毒，了解其传播方式并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过了10年，新推出的药物就已经让感染艾滋病病毒从必死无疑转变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治疗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发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况将会如何？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到疫情的源头，不知道它是如何传染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说治愈了）。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远高于现在，而与黑死病相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艾滋病对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就连疟疾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现在看来，流行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经远远小于之前几千年。现在绝大多数人是死于非传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脏疾病，或根本就是寿终而亡。（癌症和心脏疾病当然不是什么新的疾病，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寿命较短，还来不及死于这两种疾病罢了。）

很多人担心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个近亲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动。没人能保证绝不会再有一场瘟疫席卷全球，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医生与细菌的竞赛中，医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传染病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病原体基因组发生突变，使病原体能够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打败人体免疫系统，或是对抗生素之类的药物产生抗药性。现在由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种突变的发生和传播可能比以往更快。然而，在与医学较量的时候，病原体的传播只有靠运气。

[3]DavidM.Livermore，‘BacterialResistance:Origins，Epidemiology，andImpact’，ClinicalInfectiousDiseases36:s1（2005），s11–23;RichardsG.Waxetal.，ed.，BacterialResistancetoAntimicrobials，2ndedn（BocaRaton:CRCPress，2008）;MajaBabicandRobertA.Bonomo，‘MutationsasaBasisof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AntimicrobialDrugResistance:MechanismsofDrugResistance，ed.DouglasMayers，vol.1（NewYork:HumanaPress，2009），65–74;JulianDaviesandDorothyDavies，‘OriginsandEvolutionofAntibioticResistance’，MicrobiologyandMolecularBiologyReviews74:3（2010），417–33;RichardJ.FairandYitzhakTor，‘AntibioticsandBacterialResistanceinthe21stCentury’，PerspectivesinMedicinalChemistry6（2014），25–64.

医生则不然，他们靠的绝不只是运气。虽然科学也有许多运气成分，但医生可不是随随便便把不同的化学物质扔进试管，希望哪天凑巧制造出新药来。他们每年都在累积更多、更好的知识，用来研制更有效的药物，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因此，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到2050年必然会有更多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出现，但那时候的医学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决这些问题。

[4]AlfonsoJ.Alanis，‘ResistancetoAntibiotics:AreWeinthePostAntibioticEra?’，ArchivesofMedicalResearch36:6（2005），697–705;StephanHarbarthandMatthewH.Samore，‘AntimicrobialResistanceDeterminantsandFutureControl’，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11:6（2005），794–801;HiroshiYoneyamaandRyoichiKatsumata，‘AntibioticResistanceinBacteriaandItsFutureforNovelAntibioticDevelopment’，Bioscience，BiotechnologyandBiochemistry70:5（2006），1060–75;CesarA.AriasandBarbaraE.Murray，‘Antibiotic-ResistantBugsinthe21stCentury–AClinicalSuper-Challeng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60（2009），439–43;BradSpellberg，JohnG.BartlettandDavidN.Gilbert，‘TheFutureofAntibioticsandResistanc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68（2013），299–302.

2015年，医生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细菌对它尚无抗药性。一些学者相信，在与强抗药性细菌的战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着扭转乾坤的角色。科学家们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疗法，有些实验室已经开始研发纳米机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它们在人体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杀死病原体和癌细胞。细菌等微生物在对抗有机体方面可能已经积累了40亿年的经验，但要应对仿生敌人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御机制会倍加困难。

因此，虽然我们不敢保证绝不会爆发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横扫全球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至少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相反，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人为疏忽，要求有人为此负起责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几个星期情况看起来相当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经在与全球卫生机构的抗衡中占了上风，当时仓促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初步报告于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暴发的反应不及时，并认为这次疫情的主要责任在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报告同时进一步批评整个国际社会反应太慢、对抗疫情的力度不够。这种批评背后的假设，正是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足以防治传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无能，而不是什么神的愤怒。艾滋病也是类似的例子，虽然医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仍持续感染并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们也会把它看成是人为的疏失，而不是什么命运太过残酷。

所以，在这场与自然灾难（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看来人类是占了上风。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带来的危险呢？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打败细菌和病毒，但同时也让人类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样的工具，在医生手上能够快速发现及治疗新疾病，但在军队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变成更可怕的疾病和足以毁灭世界的病原体。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流行病在未来要危及人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类自己为了某种残忍的意识形态，刻意制造出流行病。人类面对流行病束手无策的时代很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能反而会有点儿怀念它。

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第三个好消息是战争也正在消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都以为有战争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不确定的状态。国际关系也遵循“丛林法则”，就算两个政体看似和平共处，战争也始终是一个选项。举例来说，虽然德国和法国在1913年处于和平状态，但大家都知道它们会在1914年燃起战火。每当政客、将领、商人和普通百姓计划未来的时候，总会想到战争这个因素。从石器时代到蒸汽时代、从北极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邻国随时可能来侵犯领土、击垮军队、屠杀人民、占领土地。

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个“丛林法则”终被打破。在大多数地区，战争比以往更为罕见。在远古农业社会，人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15%；而在20世纪，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纪初，更是只占全球死亡总数的约1%。2012年，全球约有5600万人死亡，其中62万人死于人类暴力（战争致死12万，犯罪致死50万）。相较之下，自杀的人数有80万，死于糖尿病的更是有150万。现在，糖可比火药更致命。

[5]AzarGat，WarinHumanCiviliza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130–1;StevenPinker，TheBetterAngelsofOurNature:WhyViolenceHasDeclined（NewYork:Viking，2011）;JoshuaS.Goldstein，WinningtheWaronWar:TheDeclineofArmedConflictWorldwide（NewYork:Dutton，2011）;RobertS.WalkerandDrewH.Bailey，‘BodyCountsinLowlandSouthAmericanViolence’，EvolutionandHumanBehavior34:1（2013），29–34;I.J.N.Thorpe，‘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dtheOriginofWarfare’，WorldArchaology35:1（2003），145–65;RaymondC.Kelly，WarlessSocietiesandtheOriginofWar（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0）;LawrenceH.Keeley，WarbeforeCivilization:TheMythofthePeacefulSavag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SlavomilVencl，‘StoneAgeWarfare’，inAncientWarfare:ArchaeologicalPerspectives，ed.JohnCarmanandAnthonyHarding（Stroud:SuttonPublishing，1999），57–73.

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可能发生战争。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发明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还想挑起战事，无异于集体自杀的疯狂举动，于是逼着全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冲突。同时，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随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战争能带来的获利已经下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越来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旧式的物质经济。

卢旺达在1998年入侵邻国刚果（金），抢占该国丰富的钶钽铁矿，这种矿石是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刚果（金）钶钽铁矿石的蕴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卢旺达靠着掠夺来的钶钽铁矿石，每年能赚2.4亿美元，对于贫困的卢旺达来说这可是一大笔收入。相较之下，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加州夺下硅谷，却毫无道理，因为就算中国获胜，硅谷也没有硅矿可劫。中国能够赚到几十亿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苹果及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购买软件、制造产品。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石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多。

于是，目前“和平”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过去想到和平，指的只是“暂时没有战争”；而现在想到和平，是指“难以想象会有战争”。1913年说到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法德两国此刻并无战事，但明年谁知道会怎样；但我们现在说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这两国都不可能爆发战争。这种意义上的和平，现在不仅存在于法德两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全球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国家之间。不管是德国和波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是巴西和乌拉圭之间，都没有可能在明年爆发全面战争。

这种“新的和平”并不只是一个嬉皮士的一厢情愿。就算是渴求权力的政体、贪婪无度的企业，也希望这种新的和平持续下去。奔驰汽车公司制定东欧的销售策略时，绝不会考虑德国攻占波兰的可能性。企业想从菲律宾引进廉价劳动力时，也不会担心印度尼西亚明年可能挥师菲律宾。巴西政府讨论明年的预算时，巴西国防部长不会忽然站起来，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们要打乌拉圭呢？大家怎么都没想到这件事？我们应该留出50亿美元的战争预算。”当然，还是有几个尚未实现新的和平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国防部长还是会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为我就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以色列）。但这些只是例外罢了。

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新的和平无限延续。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了新的和平，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战争。特别是网络战的出现，让小国或非政府主体也可能有能力痛击超级大国，这就有可能让世界陷入动荡。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巴格达和摩苏尔惨遭战火蹂躏，却没有一枚炸弹落到洛杉矶或芝加哥。但在未来，朝鲜或伊朗等国家就有可能用逻辑炸弹（logicbomb）让加州大断电、得州炼油厂爆炸、密歇根州火车相撞。（“逻辑炸弹”就是恶意软件代码，能够在和平时期植入，远程操控。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很有可能已经遭到许多此类软件代码的入侵。）

然而，我们不应把动机与能力混为一谈。网络战确实带来了新的毁灭手段，但并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动机。过去70年间，人类打破的不只是“丛林法则”，还有“契诃夫法则”（ChekhovLaw）。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现的枪，在第三幕中必然会发射。纵观历史，如果国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迟早会禁不住诱惑。但自1945年以来，人类已经学会抵抗这种诱惑。比如冷战的第一幕中出现了枪（暗指核武器），却从来没有发射。现在，我们已经习惯这个世界有许多炸弹被束之高阁，许多导弹无用武之地，“丛林法则”和“契诃夫法则”被完美打破。就算哪天这些法则重现，也会是人类自己的错，而不是无法逃避的天命。

图4莫斯科阅兵时的核导弹：永远用来展示但实际从未发射过的武器

那么，恐怖主义又该怎么看？就算各个中央政府和强权都学会了克制，恐怖分子对于使用新的毁灭性武器可不见得会思考再三。这当然是个令人担忧的可能。然而，恐怖主义只是得不到真正权力的人采取的软弱策略。至少在过去，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散播恐惧，而不是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恐怖分子通常无力击败军队、占领国家或破坏整座城市。肥胖及相关疾病在2010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而相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697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对于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可口可乐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可能远比基地组织要大。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究竟是怎么占据新闻头条、改变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呢？答案就是让敌人反应过度。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只想要大闹瓷器店的苍蝇。苍蝇如此弱小，凭一己之力连一只茶杯也挪动不了，于是便找来一头牛，钻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让牛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狂，从而破坏整个瓷器店。这正是过去10年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兰激进组织绝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是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激怒美国，让美国破坏了中东这家“瓷器店”。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一片废墟中野蛮生长。恐怖分子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拖回中世纪，重现“丛林法则”。他们只能试图激怒我们，而最后的结果就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丛林法则”真的再现，我们其实必须负起责任。

*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可能饥荒、瘟疫和战争仍然会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这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人类对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控制。这一切已经成为有可能克服的挑战。我并不是要无视全球仍有的苦难：目前仍有数亿人陷于贫困；每年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仍会带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叙利亚、刚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也仍在恶性循环。在此，我并不是要声称世界上已经没有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再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其实我的态度正好相反。纵观历史，人类总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只是向神祈求奇迹，自己却从未认真努力消灭饥荒、瘟疫和战争。有人说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时的一样，仍然有饥饿、疾病和暴力，这等于是延续着一个古老的失败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在20世纪投入的巨大努力一无所获，种种医学研究、经济改革与和平倡议也全然徒劳。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更多的医学研究、新的经济改革并提出新的和平倡议呢？

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激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成就，如果以后人类仍然遭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头上了。我们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并减少未来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类的成就还传达出另一条信息：历史不会允许真空。如果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发生概率不断减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为新的人类议题。我们对此必须慎重考虑，否则很可能在旧战场上全面获胜，却在新战线上措手不及。那么，21世纪会有哪些议题取代饥荒、瘟疫和战争呢？

其中一项中心议题是要保护人类和地球不被人类自己的力量所害。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饥荒、瘟疫和战争，很大的原因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药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样也是因为经济增长，地球生态在许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们现在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这个危机承认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虽然总有人谈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但多数国家至今仍未严肃地做出经济或政治上的牺牲来改善这些状况。每当要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中做出选择时，政客、企业领导者和选民几乎总是选择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更好的选择。

人类还想追求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只要能避免饥荒、瘟疫和战争，又能维持生态平衡，就心满意足了？这可能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人类不太可能就这么照办。毕竟，人类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实现某个成就，人类大脑最常见的反应并非满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类总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吗？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由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类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为智神。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在宇宙中，人的生命神圣无比。不论是学校里的老师、议会里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师，还是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如此异口同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这或许是我们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份文件，其中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纵观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仅捍卫生命本身，而且捍卫某些超脱于世俗的存在，因此对死亡的态度十分开放。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欢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来，存在的意义由来世的命运而定，由此认为死亡是这个世界重要而积极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个神圣、形而上的体验，充满意义。人将咽气时，应该赶快找来牧师、拉比或萨满，把生命的账户结清，拥抱一个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死亡，世界就会变得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轮回，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该如何自处？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神秘性，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