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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上述三种潮流，虽然在理论、方法、成果上都有不同，但总体上看却有其共同特点。

一、神话故事被作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个体来研究，原始宗教与神话、史诗等作为整体系统的概念还未出现。

二、神话没有被放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上进行研究。不认为神话本身表现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神话或者被看作偶然事件的记录，或者为褊狭的误会。

三、由于缺乏语言学、社会学的准备，神话、宗教象征或者被类比为某种自然力量（草木的枯荣）或者被认为是诗人哲学家的臆想。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宗教史、语言学等学科的进展，象征主义与功能主义甚而结构主义的出现，使比较神话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超越，西方人对欧洲以外的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不再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历程，它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规律。于是将神话纳入它们自己的文明体系中去研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杜梅吉尔上承各派研究成果而发现了印欧神话体系三元结构，从而在比较神话学领域开启了新的纪元。还应提到的一点是，现代神话学一起步就是同比较连在一起的，比较的方法实质上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特点。杜梅吉尔之所以能博采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科知识，将印欧各民族错综复杂的神话、史诗纳入其宏观框架中进行研究，正在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无怪乎他曾诙谐地自称为&ldo;比较学家&rdo;。

三

杜梅吉尔为人谦和、治学严谨，他对其三元结构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说。他曾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体系存在于印欧各国神话、史诗中，是古代社会通过当时的思想表现形式而传出的社会现实的信息。这一体系既体现于宗教神学，又表现在语言学上，它是理解古代神话体系的关键。它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古代人类对此有了清醒意识后的能动的创造。这一体系作为思维模式曾长久地支配着史诗等文学作品的创作，甚至古罗马的编年史也反映出这一模式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结构是宏观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个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在印欧民族内部，在这同一模式下，其表现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写道：&ldo;我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企图通过最古老的原始材料来研究某些历史领域，寻找历史共同点的历史学家。&rdo;&ldo;我没带着先验的框架开始我的研究，同样也不企求获取某种适用于全世界的成果。&rdo;（《神话与史诗》，第三卷，《罗马史》）他认为这一体系本身反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三种共同需求，但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意识体系的却仅仅是印欧民族。&ldo;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这一意识体系仅仅在印欧语系或者曾明显受过印欧文明影响的各民族中被发现。&rdo;（《神话与史诗》，第一卷，《印欧史诗中的三元意识结构》）

杜梅吉尔讨厌&ldo;学派&rdo;这一名词，在他近七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没带一个研究生，没有出席过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他虽然希望他的著述能够得以流传，但却时刻提醒青年学者要敢于创新，另立门户。他担心他的学术见解会像重担一样压在学术后进们的肩上，他时刻准备修改甚至彻底推翻他自己的已有结论。实际上他生前从不间断地在修改着自己的著作。他早期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被他修改过。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法国著名史学家杜比（gduby）就将他的三元结构说带入中世纪研究领域，写成了著名的《三等级与虚构的封建主义》（lestroisordresoul&39;iagaireduféodalis）一书，认为西欧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僧侣‐骑士‐平民三等级便是这一三元结构的继续。近闻有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与朝鲜神话体系中也存在着三元结构，因为日本人、朝鲜人曾同属于印欧民族的斯基泰人有过接触。

杜梅吉尔是研究印欧文明的专家，很少就中国问题发言，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对中国漠不关心的学者。他曾就学于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gra），学习中文两年，他后来认为这两年的中文训练与葛兰言治汉学的方法使他终生受益，非语言所能表达。他对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敬意，认为汉字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功之一。当他被问及为何没写任何关于中国方面的东西时，他说：不对中国进行长期认真的研究就无权就中国问题发言。这一态度同仅凭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对中国大发议论的某些西方学者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曾经表示其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到中国去看一看。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杜梅吉尔的这种严肃态度而自鸣得意，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对自己文明的研究和认识。同印欧文明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我们无权乐观。最近不断从国内传来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从杜梅吉尔的三元结构说里我们能否获得某些启示呢？比如杜氏认为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当然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证实。但此说如被证实，我们便可提问，为什么三元结构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另外的系统？从目前我们知识所及来看，中华民族至少自神农起就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同起源于俄罗斯大平原（2）而后游牧各地的印欧人大异其趣。一个相对固定的农耕民族与一个不断迁徙中的游牧部落在社会结构上是应该有区别的。杜氏三结构中的战神‐‐防卫或征服的象征对于游牧部落说来意义尤为重大，并且主要是对外而言的，在氏族内部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古时的迁徙过程同时也是征战的过程，较为固定的农耕生活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更为突出因而迥异于印欧文明？杜梅吉尔曾将世界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我想，深入地研究和更好地认识我们文明的童年和幼年时期，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