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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戊戌变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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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戊戌变法

就在头山满和孙文相见恨晚的那会儿，大清地面上又不太平了起来。

话说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今菏泽市）的某天主教堂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在劫掠过程中，两名德国神父不幸遇难。

史称山东教案。

诚然，这是一起悲剧，可说破了大天，却也是治安事件。

但德国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是时候捞一票大的了。

11月6日，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山东，一个星期后，强占了胶州湾（青岛），虽经清廷竭力交涉，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极其悲催的下场——大清赔偿德国白银22万两，并签署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意志99年。

几乎就在同时，趁着这股风气，俄国进占了旅顺大连；法国踏入了广州湾（今湛江），而英国则进驻了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和新界。

山东教案，胶州湾的被强占以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给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大清子民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冲击，大家觉得自甲午战败以来，好像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把中国当肥羊宰割，想要什么时候吃肉了就拉上一刀，人人可以捞一票，哪里都可能被强占。

再不强国，就要亡国了。

而要强国，则必先变法。

于是，康有为他们又来了。

且说当年公车上书后，康先生金榜题名，得了个进士出身，然后被朝廷安排为工部主事，官居六品。

可能是这个差事不怎么忙，因此康有为闲暇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他跟梁启超一起办了一份报纸，叫《万国公报》，但因为撞名了的缘故，后又改为《中外纪闻》。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份政治报刊。

之后，他们又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政治团体——强学会。

由于之前利用《中外纪闻》的宣传，使得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再度声名大涨，以至于强学会成立时，北京各路政要乃至全国的官僚土豪都纷纷出钱支持，像翁同龢、袁世凯等都出过钱，甚至连李鸿章都打算出白银两千两以示支持，结果康有为嫌他签过《马关条约》，是大汉奸，拒收。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两千两白银都无所谓有无，可见当时康先生和他的强学会人气高到了什么程度。

强学会后来因“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被慈禧太后解散，于是这伙人又换了个名号，成立了保国会。

德国出兵胶州湾后，康有为奋笔上书光绪，要求朝廷改革，截止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正月二十九日，他就已经上了五道要求变法的折子。

光绪很心动，在收到第五奏之后便下了一道旨意，说从今允许康爱卿直接给朕上疏，无需转奏——大清有规定，四品以下官员无权直接和皇上交流，只能请上级转呈。

康有为很激动，觉得自己已经引起皇上的注意了，于是在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的当天，便上了第六封折子，内容仍是请求变法。

2月，康先生第七次上疏，这次不但上了折子，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两本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前者说的是明治维新，后者说的是俄皇彼得一世变法强国。

这两本书都是康有为道听途说日俄两国的变法历史后，再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而成，说句良心话，基本是不靠谱的。

你想一想，一个从未去过日本和俄国也并不懂日语跟俄文的人，写了两本日本与俄国的变法书，再想把这书上的内容套用在中国身上，这能成事儿么？

可光绪却信以为真了——这主要得归功于康先生那神来之笔的文章手法，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那几本康氏之作成了皇上每日必读之书，而且每读必流泪，一边流泪一边还说，我大清一定也要变法啊一定也要啊。

就在光绪变法之心日益坚定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噩耗。

恭亲王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

恭亲王叫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外号鬼子六，清末洋务派首领。

此人从小机智聪明胆识过人，据说一度是帝位的热门候选人，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城，奕訢被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同联军谈判，最终签下了《北京条约》。

这次行动不光是挽救了当时南边闹长毛北边来鬼子的大清王朝，而且在议和期间奕訢笼络了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同时，在北京与列强和谈的时候，他的翩翩风度款款而谈也给众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这都为以后奕訢引领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帝驾崩后，因为继承人同治尚且年幼，故而国家大权由小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一手掌握。

不过由于先帝咸丰也曾留下过八位顾命大臣，因此在同治继位之初，后党跟帝党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