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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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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rdo;（17）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谢多夫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埃斯堡，1932年12月3日。谢多娃一托洛茨卡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斯大林对审判中出现上述危及整个审判基础的严重纰漏非常生气，责怪内务部向被告提供了这么个饭店，并命令雅哥达对此事进行调查。雅哥达在调查的同时，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人到哥本哈根现场观察以寻求一个补救办法。但这个人空手而归。内务部出现的丑闻使参与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人困惑不解，他们不理解内务部为什么在饭店林立的哥本哈根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存在的&ldo;布利斯托里&rdo;。调查结果如下：霍尔茨曼在审讯时忍受不住酷刑而同意接受强加于他的罪名。于是，审讯组织者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叶若夫认为饭店是合适地点。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负责这一工作，决定求助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专门收集外国情报的第一局。但他担心直接向外交部第一局索取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可能会引起怀疑，便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第一局，让他们提供几个奥斯陆和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似乎是为了内务部的人出差时使用。莫尔恰诺夫为上司打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在哥本哈根一栏里错误地打上了奥斯陆饭店的名称。不了解情况的霍尔茨曼照本宣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丑闻。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本来就不能作为判案主要根据的口供是内务部通过胁迫被告共同编造的。而&ldo;托一季反苏联合中心&rdo;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被告们的口供。如果连被告口供都是编造的，那就无可辩驳他说明，&ldo;托‐季中心&rdo;案是一个假案、冤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不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消灭反对派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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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出人意外的判决8月21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ldo;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rdo;（18）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人专制统治。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表现。像以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每一次受审时一样，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消息报》社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该报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的总编辑：布哈林。托姆斯基看到登在报上的维幸斯基的声明，当天在他的位于鲍尔舍沃的别墅里自杀了。托姆斯基20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工会运动的领袖，去世前任中央候补委员。很明显，他从基格夫被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从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看到了苏联的灾难进程已无可挽回，因此他决心避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到的巨大凌辱和贬责，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在当时的苏联，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选择自杀的道路。几个月以后，当时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也被迫自杀了。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谴责了托姆斯基的行动，把这样的行动归咎于托姆斯基本人。8月22日上午开庭后，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词或起诉总结发言。它是一篇为伪审判扬威张目的即兴杰作。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检察长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扮演了一个玷污社会主义法制的典型角色。在权力大于法律，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解释甚至被代替的时候，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