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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第2页）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

1958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老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的“一把手”凭主观臆断，提倡在四川大种棉花，主张在水利工程上以“提灌”为主，但国内和省内的科学家，则认为四川的土壤适宜种粮食，主张水利工程以“蓄”为主。老马支持科学家的意见，省的“一把手”认为老马是有意反对他，说老马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文革”前，老马已被贬到南充县当县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一开始，改口说老马是“带职”下放，调回西南局机关参加运动。又莫须有地诬陷他涉及什么“间谍案”，回成都第二天即被宣布为“反革命”，隔离审查。同时，四川也抛出“三家村”，即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公开在报纸上进行大批判。

不久，老马被造反派抓来关在一所大学里。一天夜晚，两派内战，男生参战，只有女生看管。天下大雨，老马看准时机，利用地下工作经验，设法从二楼厕所的窗户逃出来，去了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把老马“捉”回成都，关进昭觉寺（那时实际是监狱）。他们多次暗示，只要老马承认“错误”，问题可以解决（以后刘、张倒台，别人揭发，他俩想要“结合”老马，为其主管文化工作），老马不卖身投靠，不予理会。为了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老马在狱中长时间思考和积累资料，以便将来在可能的时候写一本反映“文革”的书，即以后出版的《沧桑十年》。

1964年我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八年时间与老马没有接触。“文革”前，我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文革”开始，先靠边站，继而被夺权，限制人身自由，后又被冠以胡风集团“小爬虫”的罪名，关进“牛棚”，再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底被“解放”。1973年秋，我调回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由于林彪自我爆炸，在周总理的促进下，全国解放了一批干部。这时，老马已获解放。原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坚决不愿再主管文艺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大章请老马支持他，老马才不得不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此时，亚公向老马又作揖又鞠躬，说他找到“替代”了。

老马住在商业街五十号，我常在晚上骑自行车去看望他，谈些当时不能公之于世的心里话。“四人帮”在台上，谈不上工作，只是混日子。老马告诉我，他写了三十多年以来有关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的书稿，要我做第一读者。

我当然很有兴趣阅读老马这本书稿。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不需要做地下工作，因此这种书根本不可能出版，我又感到惋惜。老马说，也许对那些没有解放的国家有用。这使我想起1973年初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巴老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迫害，每天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明知书不可能出版，但说将把译文抄写好送给图书馆，可供关心当年俄国革命的人查阅。老马和巴老，身处逆境，仍勤于奉献，不忘耕耘。这种精神实在可贵！

在“雷区”工作

文艺工作真是布满“地雷”的重灾区。

1975年年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毛主席号召“繁荣文艺”。四川恢复了文艺刊物《四川文学》，作家艾芜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高山上》，以后又被批为“黑线回潮”。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寄托》的影片，写一个老干部犯错误后如何改正的故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宣传部领导指责老马在领导该片拍摄时，没有写“走资派还在‘走’”。更好笑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该领导又指责《寄托》写了“走资派还在‘走’”。

1977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的诗集，名为《人民的怀念》，社会反响极好。一天下午，出版社突然接到某领导秘书的电话，问《人民的怀念》是谁主编的？作者的政治情况是否都弄清楚了？我答：我是主编，作者的政治情况没问题。事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该领导是怀疑李亚群和马识途有“问题”。我一笑置之。

省委书记杜心源了解老马，说有关文艺界的大事，老马都是经请示省领导后才做决定的。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尽管如此，老马不愿与这位“左”派共事，他以“归队”为由，调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作。

坚持写作，用笔做武器

老马到了科分院，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时，正值书荒，我们重新出版了老马的《找红军》（短篇小说集）。老马在赠书的扉页上写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找红军》这本遭到百般批判的小书出版了。感慨良多。非君之力，曷克臻此。特赠知音李致、秀涓同志马识途1979年元月”。不久，他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回国后写了《西游散记》，也在四川出版。

鉴于我与老马多年的友好关系，我表示今后要“包出”他所有的著作，“强迫”他同意。老马虽未承诺，但他的确非常支持四川的出版事业。

针对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马老写了不少杂文。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先发表在《成都晚报》的“盛世微言”专栏上，后结集出版，拥有很多读者。若干年后，有一次老马的生日，我买花送他。卖花人因要配花，询问买花的用途，我说是给马老祝寿。身旁一位市民即打招呼说：“马识途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不能多要钱。”

“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又不敢不服从省委的决定。

老马开玩笑说：“我也找到‘替代’了。”只是没向我鞠躬作揖。

我估计，省委调我去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与作家和文艺界相处较好。但在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非我能力所及。怎么办？除了学亚公和老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外，就是多向任白戈、沙汀、艾芜和马识途等老先生请教。这时，老马已年过花甲，我早改称他为马老了。

由于请教多，我进一步知道马老非常尊重巴老。马老早年喜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如今他佩服巴老敢于直言，建议对文艺的领导要“无为而治”，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马老与巴老的接触虽不多，但可算是神交，心灵相通。

1987年，巴老10月返川，在家乡住了十七天。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五老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张老时年九十三岁，巴、沙、艾三老八十三岁，马老七十三岁，五老相约七年后再次聚会。马老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可惜，七年以后，张老、艾老、沙老先后乘鹤西去，巴老则卧病在床，五老再不能相聚了。

巴老九十华诞时，马老曾率四川文艺代表团到上海向巴老祝寿。1995年6月，我去杭州看望巴老，马老托我带一本他的杂文集《盛世微言》送巴老。马老在空页上写道：“巴老：这是一本学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谢谢您赠书《再思录》。马识途1995年6月15日。”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马老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过，如果我们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马老还在会上重申了他在1995年向巴金赠书上的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去年，巴老辞世，马老悲痛不已，本拟亲去上海向巴老的遗体告别，被家人劝阻。马老亲写祭文《告灵》，委托女儿马万梅赶到上海巴老家，在灵堂遗像下读给巴老听。此系后话。

《沧桑十年》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鲁迅也谴责过国人的“健忘症”。可是，当时某些人借口“向前看”，一直反对写“文革”。

在这个问题上，马老不信邪，在1998年出版了反映“文革”的《沧桑十年》，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启璪，写信给马老说：

“我在近期医院给我做的两次化疗期间，拜读了您的新作，不读则已，读起来惊心动魄。您以亲身亲历及所见所闻，将‘文革’这场灾难，这场悲剧、闹剧、滑稽剧如实做了记述；将其荒唐性、危害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还从思想上体制上及应吸取的教训上做了精辟的剖析。这样的‘文革’纪实作品，很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正如您心中所预料到的，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体会，您与季羡林先生写的书，就是留给下一代、两代的好教材。”

“我真钦佩您，以八十高龄还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这只有像您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老革命、科学家、知名作家，才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洞察力和表达力。”

启璪的信，表达了许多读者的心意。

肩负重任的“业余”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