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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巴金风骨今犹在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开始，我不知应该用怎样的目光打量他。因为他不仅仅是文学泰斗巴金的侄子，《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他还是四川省文联主席，一位从十七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那天清晨，当我比约好的九点钟提前了一刻钟按响他家门铃时，立刻受到了热情的回应。当我所乘的电梯上升到这栋公寓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李先生已经身穿西服一身整齐地迎在电梯门口了。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他与我的交谈非常真诚。有问必答，有答必真。我没有给他限定访谈的具体题目，而是从他记忆中感受最深的片断谈起，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巴金的心灵世界和对他一生的影响之中……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李致就和他称之为四爸的巴金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报道

巴金曾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在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中我们不能不被他这种凝结在字里行间的赤诚所感动。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正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的李致，很快就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了出来，先是靠边站，继之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这期间，他与巴金难通消息，1972年萧珊妈妈（巴金的妻子）病逝，他得知同样已被“打倒”的巴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便决定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返回河南干校时借口看眼病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那是一次秘密的行程，一次终生难忘的相见！当已是成年人的李致再次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三十年前在成都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分别的时候，正逢大雨，巴金把自己的雨衣穿在侄子身上，他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李致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

往事依稀，虽然年已七十有七，但李致的思绪非常清晰，从他讲述着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天国中巴金正在倾听的神情，他也许会对他的侄子说：“把我的心带回去吧！”那是巴金九十岁寿辰时，当从成都前来祝寿的友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时，他说过的一句话。

在回忆四爸巴金时，李致的态度是深情的，也是严谨的，他只讲述他经历的细节和片断，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从不添加任何虚词。他虽然确定了要与我说普通话，但也会忽然间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四川话来。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老干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出身于那样一个弥漫着文学气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五四”时期新文艺的绚烂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与其说他崇拜四爸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如说他更拥戴四爸的做人品质！“讲真话”“做好人”成了他一生的信念。或许因为年龄，或许因为巴金对其大哥的深情的转移，这一对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张床的岁月，偷赴上海探望却不敢多语的无言时光，那多次的深夜长谈，那弥留之际留在彼此手心里的温暖与柔软……

采访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楼的顶层，他的家人把楼顶修整成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身处掩映在绿树与小花之中的楼顶，笼罩在轻柔雾霭中的成都市区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川中特有的麻辣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情绪，遥想当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度过，虽然巴金的故居已无了踪影，但他的精神家园却因了他的作品和由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电影和音乐，挥之不去地在故乡蔓延。直到后来我在成都的街巷流连，在四川大学旁一座绿意参天的竹园品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巴金式的忧郁和坚韧……我和李致的交谈，就在他们家空中花园里一间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进行，中午时分，阳光开始照耀，不觉间人已出汗了。正好又有客人来访，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交谈，回到屋内。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书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间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是啊！原来那无形中指引我前来拜访的正是他——

在我苍白孤寂的青春岁月里，曾经有过“很绝望、很悲凉”的日子，背诵着鸣凤投湖前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把巴金的《家》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如今，面对着这位伟大文学偶像的亲属，我却没有了当年阅读巴金时的那种激情与幻想。人事沧桑，心事沧桑，文学的魅力是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远远大于真实世界的一览无余。青春年华往往也是人生的梦幻时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学，永远都不是成熟加上现实的对手。而巴金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还写出了被誉为“世纪良知”的《随想录》……

记者：

您虽然一直在当领导干部，但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您走上写作这条路与巴金有关系吗？

李致：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我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终身教授。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李家祖先的作品，还有我的曾祖父的东西，李氏诗词四种。

记者：

李家几代人都与文字、文学有解不开的渊源？

李致：

我们李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父亲（巴金的大哥，《家》中觉新的原型）特别喜欢新文学。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书报都是我父亲买回来先看，然后传给他的。我的三叔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叫李林，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就去世了。巴老有一个大弟弟在宁夏，今年大概九十五岁了，解放前后搞过平明出版社，后来支援边区去了宁夏。我开玩笑地讲，在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中，我们李家就占了两位，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从刚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川版书是很有名的。我的另外一个小叔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既能写书又能翻译。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上海《收获》杂志实际上的主编（杂志上标的是第一副主编）。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获过全国奖的青年作家。我们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写作的更多几个。我受“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文艺包括戏剧、电影的影响很大。抗战时中国一批最著名的话剧演员都集中在成都和重庆，我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十四岁读初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刊上。那时校刊只登老师和校长的文章，一年只选一篇学生写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记者：

这件事对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李致：

是。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校刊只在每年校庆时出一刊。之后，我又陆续在成都、重庆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那时候年轻，主要是喜欢小说和诗歌。我是十七岁时入的党，去年刚好是六十年党龄。我从喜欢新文艺到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然后做地下工作……

记者：

您也经受了这么多运动和磨难，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样坚持说真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人帮”揪出来之后，许多人把许多罪行与错误都怪到别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检讨自己。但巴老就勇敢地从自己开刀，写出了《随想录》，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

我在“文革”中挨批斗是很多的，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我不服啊，我就在会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见我不服就打我，因为拉着我做“喷气式”，才没有把我打倒在地……

记者：

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完全不讲违心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巴金却勇于承认。这是非常难，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