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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从1953年到团中央任书记（后任第一书记），我与他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1955年春。

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两次会议确定了总的目标：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过多强调老实听话，循规蹈矩的情况；掌握入队条件既高又严，还要“长期考验”，以致引起逆反的效果。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正确掌握加入少先队（当时叫少儿队）的条件。

耀邦同志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报告。

耀邦同志显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讲的时候又是很随意的。他没有讲话稿，像与到会的人谈心似的，声音洪亮，加之以手势，极受欢迎。

他说：

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表示我们对少年儿童的爱护。但他们长大了要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花朵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光要少年儿童老实听话，当乖娃娃、小老头？当小绵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提醒过我。

加入少先队的条件怎样掌握，听说大家讨论得热烈。有些地方，入队比入党还困难。我看这是对少先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清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是组织小部分少年儿童还是组织大部分少年儿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最好。不要搞关门主义嘛！把入队条件掌握得那么严，一年发展几个人，将来要变成“零光蛋主义”。当然，入队过程就要进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教育！

这次会议怎样传达？大张旗鼓，不要小手小脚。这几天气温下降，西伯利亚来了寒流，刮六级大风。我们传达，就刮它个五级、六级大风。做工作，只要看准了，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像农村过年，杀大猪，过大年。

这次讲话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忆起这些要点，足见给我的印象之深。其中还有些生动的细节。例如讲到对少年儿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张要搞得简单明了，让少年儿童能记住。如果太多，记不住就没有用了。他问：“《小学生守则》有多少条？”下面回答二十一条。他笑着说：“二十一条，这么多，记得住吗？不要说少年儿童记不住，恐怕教师、辅导员也记不住。这叫繁琐哲学。”他还风趣地说，“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有个二十一条。”可惜事后这句话引起了误会，听说有关部门的同志有意见，认为不该把《小学生守则》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提并论。其实，耀邦同志虽相提却没有“并论”。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简直是“行家里手”，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才知道，耀邦同志参加革命早，十六岁即担任苏区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以后还担任过苏区少共总书记。

二

1964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把实际工作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要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的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很注意这一点。

三

1964年举行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因病回北京疗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我期待着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批斗重点之一。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认罪。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自己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

196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图为团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合影

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见，看得到。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做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还会得到他的赞扬。对某些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书记处向这些同志公开道歉，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同志怎么会一下变成“三反分子”，受到这种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国外的一些政变和反革命事件，既胆战心惊，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刚下楼就看见耀邦同志被人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我爱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不该这样整耀邦！”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勇气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中央决定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袖，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指示”既搞乱了我的思想，又为自己找到某种“解脱”的借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当天不斗争我，我做完劳动（无论扫厕所或蹬三轮），就下班回家，尽量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没有人和我交换意见。但有一件事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要抓“叛徒”。原来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记中记叙了一位群众对他的关心，问他每顿吃几两饭，身体好不好，令他感动。当时，我觉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经被隔离审查，竟不知世事险恶，还写什么劳什子日记。

“大串联”停止后，对耀邦等同志的示众也取消了，改为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大会不计其数。我不知听到多少揭发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有人揭发他反对“又红又专”，证据是他演讲时，讲“红”是假的，讲“专”才是真的。有人揭发他“生活特殊化”，证据是他有一次回家乡，想起小时候抓黄鳝，居然夜间打起火把去抓鳝鱼……不过，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物以类聚，嗅觉早不灵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依据是1964年耀邦同志给有关报刊总编辑的讲话，说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设，“不可能有时间研究少年儿童工作”。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