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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

人生有许多坎坷，幸好还有友情。

我有一批半世纪以上的挚友。五十年前，我们是十六七岁左右的中学生，为了追求进步，在斗争中认识并走在一起。这便是我多次提到过的“破晓社”。“破晓社”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大哥大姐公推，其余的拈阄而定。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我们这样叫了她半世纪以上。

一

五十年前的大姐，脸色红润，高高的，胖胖的，显得很健壮。

我认识大姐，带一点传奇色彩。1945年，陈先泽的四姐，介绍他和我参加了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地下党员贾唯英是团契的核心。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华西协和中学的六位同学（包括先泽和我）发起成立了“破晓社”。宗旨是“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道路是“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它一成立，就受到贾姐姐的关怀和指导。

“破晓社”办了名为《破晓》的壁报，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满怀愤怒地用大字报形式表示抗议。《学生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这种支持来之不易，使我们十分激动。先泽和我急于与报社取得联系，找报纸一看，报社的通信处是四道街八号。我们很快就在一天黄昏找到了这个地方。

贺惠君（前排左二）与破晓社部分兄弟姐妹上世纪80年代初于成都合影

这并不是正规的报社，而是一个公馆。看门的老大爷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往里叫了一声：“幺小姐！”接着出来的便是身穿旗袍的贺惠君。我们要买报纸，她说没有，请我们留下地址。我用纸写下：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李国辉。以后在回忆这一段交往时，贺惠君说：“来了两个小青年，一胖一瘦，嘴里还含了棒棒糖。”

不久，贺惠君把报纸送到我家门口。她坚决不收钱，我只得以紧紧的握手表示感谢。

二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引起广大群众的反对。1946年2月十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公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破晓社”成员义愤填膺，在贾姐姐的帮助下，积极参与了声援活动。

大家分头去联系自己熟悉的朋友。先泽和我主动去找贺惠君。这一次不是站在大门内谈话了，而被请入客厅。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可惜这个联合会缺乏群众基础，并没有经常开展活动。好在有“破晓社”，先泽和我提出介绍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从此，地下党领导下的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贺惠君与我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并非偶然。她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但相对来说，显得成熟：分析问题有说服力，处理问题比较理智，关心人。这在我们这一批热情而幼稚的人中，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

我们当时虽然追求进步，但有较浓的小圈子气息。例如我，只愿和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懂得要广泛接触群众，团结更多的人。大姐在和我交谈中，给我提出过这个意见，对我很有启发。她参加“破晓社”不久，即介绍了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年底又介绍了华美女中四位姐妹参加。她的好友李晓芸虽未参加“破晓社”，却是“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成熟并不妨碍大姐的活跃。她爱唱歌，音色也不错。每当她唱起《我们的青春》（力扬作词）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便跟着合唱。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教大家唱的一首解放区的歌。歌名早忘了，内容是歌颂劳动英雄和批评个人英雄主义的。至今我还能唱几句：“周子山，我这几天，好不厌烦；心里头压下事，难对人言。”这首歌，是大姐的六哥和曹三姐从解放区回来后教她的。

大姐的活动面宽，除“破晓社”和《学生报》外，她还参加了雏鹰剧社。她曾邀请我去参加过雏鹰剧社的一次活动，让我朗诵《日出》中乔治·张的几段台词。剧社有一个成员叫毛弟娃儿，即以后创作《好久没到这方来》的歌曲作者——茅地。

这一年，我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破晓社”的活动，个人接触也很多。我们两家住地很近，只隔一条过街楼街。我和先泽或我一个人，有空就到大姐家去。唐大爷对我们也熟悉了，立即通报。于是我和大姐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包括相互批评。同志，朋友，姐弟，这是一种深厚的友情！

更令人难忘的是，1946年12月上旬，贾姐姐约我到她家，开门见山地提出地下党组织决定吸收贺惠君和我入党，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贾姐姐又要我去征求贺惠君的意见。他们两家都住在四道街，我从贾姐姐家出来，几步路便跨进大姐家。大姐立即表示同意。我转身又去向贾姐姐报告。我们三人都很高兴。

从1947年起，大姐负责地下党中学生的工作，在中学校里建立地下社“民协”。“破晓社”的大多数成员，经她的介绍入了党或“地下社”。这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的。

三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被学校暗中开除，到了重庆。以后撤回成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重庆工作。这十年，我和大姐几乎没有接触。仅1955年春在成都见了一次。在那一次谈心中，她认为若干年前对“破晓社”处理一位成员的做法过激了。这是她进一步成熟的反思，我当即表示赞成她的观点。

我再次调回成都，在共青团省委工作，那是在1957年冬。当时大姐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刚因病切除了一个肾。我正为她的健康担心时，却来了更大的风暴。她蒙受冤屈，被错划为右派。我参加了团省委常委会，看见了许多揭发她的材料，不寒而栗。我当然不相信她反党，但她对省委一把手提了意见，在劫难逃。当时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不敢独立思考。我暗中为大姐惋惜，却没有认识到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精神。有这个认识那是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