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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第三个年号是&ldo;端拱&rdo;。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ldo;无为而治&rdo;，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ldo;端拱&rdo;，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ldo;太平兴国&rdo;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ldo;淳化&rdo;。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ldo;以德服人&rdo;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ldo;至道&rdo;。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ldo;与民更始&rdo;，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ldo;太平兴国&rdo;。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ldo;开宝九年&rdo;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ldo;太平兴国元年&rdo;，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ldo;开宝九年&rdo;和&ldo;太平兴国元年&rdo;。

史称此类现象为&ldo;一年两元&rdo;。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ldo;开宝九年&rdo;还是&ldo;太平兴国元年&rdo;？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ldo;延康&rdo;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ldo;黄初&rdo;。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ldo;黄初&rdo;。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ldo;咸熙&rdo;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ldo;泰始&rdo;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ldo;长兴七年&rdo;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ldo;天福元年&rdo;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ldo;考异&rdo;中，嘲笑司马光说：&ldo;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rdo;

存在&ldo;一年两元&rdo;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ldo;温国公&rdo;，故史称&ldo;温公&rdo;。&ldo;温公&rdo;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ldo;文正&rdo;）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ldo;责备贤者&rdo;：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ldo;王正月&rdo;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ldo;正月&rdo;，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ldo;正月&rdo;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ldo;正月&rdo;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ldo;正&rdo;，殷商以十二月为&ldo;正&rdo;，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ldo;正&rdo;。

故&ldo;王正月&rdo;，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ldo;改元&rdo;和&ldo;年号&rdo;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ldo;与年号无关的纪年&rdo;转义为&ldo;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rdo;，以为如此可以体现&ldo;春秋大义&rdo;，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ldo;太平兴国&rdo;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ldo;开宝九年&rdo;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ldo;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lso;太平兴国&rso;，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lso;太平兴国二年&rso;，则太宗嫌于无始。&rdo;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ldo;太平兴国元年&rdo;，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ldo;太平兴国元年&rdo;，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ldo;两元&rdo;。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ldo;开宝九年&rdo;，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ldo;太平兴国元年&rdo;，属于太宗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