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59章（第1页）

完事以后我给了她一百块钱。法律认定的嫖娼行为虽然不是犯罪，但无疑是丑陋和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应当被文明社会所唾弃。但这个古老行业的存在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老百姓身上，就显得污浊不堪。可发生在蔡锷和小风仙身上，不仅能流芳千古，甚至还有国民革命的味道。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嫖娼这个名称其实是个官称，政府部门最爱这样叫，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可不买这个账，各地都有各地的叫法。比如说哈尔滨管这个叫“逮兔”，长春叫“跑皮”，沈阳叫“打抽”，北京叫“喇蜜”，西安叫“调棒”，呼和浩特叫“捻米”，成都口旷抓猫”，广州叫“打洞”，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全知道……全国人民的通俗叫法是“打炮”，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书商”一词的由来

有一次我从沈阳去北京办事，特意新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穿上。可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气得我把列车员大骂了一顿，列车长和乘警帮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估计偷我鞋的人可能早就下车了。北京到了，列车长给我找来了一双烂拖鞋，正值冬天我总不能光着脚下车呀!我趿拉着拖鞋骂骂咧咧地下了车，身着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我，非常狼狈极不协调地走出了北京站。

我来到了北京红十字宾馆，这里是以襄樊李际科为首的书商的聚集地。那时候的老李堪称是中国书商领袖，在宾馆长包几个房间和一辆伏尔加小车，迎来送往全国各地的书商，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从1986至1988年这三年是书商们最好干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文化饥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对出版物的需求巨增，迫切地希望通过阅读当代的国外文学作品，来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

这使得欧、美、日、港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在中国十分畅销。由于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当时在我国出版非常简单，像日本作家西村寿行和大抒春雁等带点黄色的书越发好卖，这让许多人都发了财。翻译书的畅销是由沈阳的书商葛啸推出了《玫瑰梦》被通缉，还有长沙童清明出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被查禁，才兴起了这股风。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两本书的内容，远不如贾平凹的《废都》。

当时的中国职业书商为数还不多，能算是大老板的全国不过一百多人。能称为发行商的不过几十个人，大家彼此都认识，这些人的文化档次很低。许多人都是卖小报的出身，甚至还有几个不识字的文盲也都叨上了大菜。用济南书商陈大东的话来讲：“搞书的都是苦出身。”

在当时，没有文化的人收入能超过有文化人的收入，凭的是能拉下架子，能吃苦耐劳和胆子大。那时候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搞导弹的不如买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得到更新。知识分子觉醒了有时候会变得更黑……

我们这伙档次不高的书商，称霸中国出版发行的市场只是昙花一现。在大浪淘沙中他们有的得到了升华，有的苦苦的挣扎，有的改行了，有的干脆就干不下去了。1993年在邓老爷子南巡以后，一批有文化的国有企业精英先后下海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有出版社的王强、曹华艺，新华书店的石宗伟、作家刘兴华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加入了书商的行列，这时候“书商”一词才真正的叫响。随着政策的放宽，现在的书商拥有上亿的资产，已经不足为奇了。

老李安排我和肖古龙住在一起，他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进货的小菜。他身材不高不矮略有点发胖，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很讨女孩子喜欢。他是安徽蚌埠人，堪称是一个老江湖，14岁就逃学和几个大哥靠贩运鱼、虾、蟹闯荡上海滩了。他当时年纪小所以地位低，大哥们去喝酒只能由他来看货，他非常辛苦分钱又最少。可他还是很满足，因为大哥们带他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他更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蚌埠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庙小妖风大。先后走出了肖古龙、赵宝海、二郎、朱国庆等搞书的风云人物!

肖古龙平时为人非常豪爽，可做起生意来滴水不漏，你很难赚到他的便宜。他没有好好读书，所以知识面比较窄，尤其是有些常识性的东西他都不知道，经常闹出些笑话来。我骗他说我是大学毕业，国家干部，还是记者。他对我肃然起敬，总是向我问这问那，当他问到我不懂的问题，我总是信口开河地胡说，他也深信不疑。

这天晚上，我们俩约了宾馆总台的两个服务员吃饭，我把他们带到了北京地安门的明珠海鲜。这种富丽堂皇的地方他们三人都没有来过，席间服务员上了一盘白灼基围虾和一个洗手盅，淮河边长大的肖古龙对吃虾并不陌生，可他对精致的洗手盅内黄呼呼的茶水产生了兴趣，他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我：“这是什么?”

我从那两个小姐的眼神中看出来她们也很想知道，就决定和他们开个玩笑。我把嘴里嚼着的一口虾咽下去，装做很不满的样子白了他一眼说：“这叫清口汤，由于基围虾的味道比较鲜美回味无穷!吃完一只你喝上一口这个，才能更好地品尝好下一道菜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