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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统考（第4页）

其中，有一支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个个都30岁左右的年纪，成熟的眼神中却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乍一看，还以为这是青年教师的队伍。可他们所站的位置和手提马扎的样子，让周围的人们不由得指指点点：“看，老头班。”

一听这话，队伍中有个女生很不高兴地说：“什么老头班，还有我们呢！”

“那就是老头、老婆混合班！”周围一片善意的笑声。

当弄清楚他们是六六届、六七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数学系七七级1班时，不时有人鼓掌，向他们表示祝贺。

虽然恢复高考特别注意招收了少部分当时被耽误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但将这些人单独编在一个班，全国绝无仅有。

这些人考试分数都很高，但担心他们年龄和负担影响学习，所以招生办录取时，很慎重也很挑剔，考虑教师队伍在原来严重受损，便特意把他们招收到师范院校。

这个班共有52名学生，包括两名为西藏代培的。农村来的同学居多，还有8名女生，其中2名分别是当年天津下乡和支边的未婚知青。

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准妈妈徐玲是在下班路上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时她已怀孕待产，预产期就在考试的前半个月。

考试上大学，她当然非常兴奋，但是她也担忧：孩子若按时出生则需要休息，恢复身体。若孩子晚出生，正好赶上考试那可就麻烦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要泡汤。尤其是孩子出生后要看管照料，如何上学念书？

但是，母亲的支持打消了徐玲的顾虑：“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妈妈就给你看孩子。”

徐玲一高兴就有了主意。时值隆冬，天气寒冷，经过每天早晚的上千米跑步，孩子终于准时出世了。

从城南到城北考场，有好长一段路，考前一场大雪又使得道路格外难行。徐玲裹着厚厚的大衣抵挡风寒，一大早，爱人用自行车驮着她赶往考场。

坐月子的考生徐玲也引来招生办同志的特别关注，当时没有暖气，就特意在她旁边生一火炉。

开学后，徐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医生，用中药把旺盛的奶水断掉。学期中间她没回过家，等儿子会说话时，竟然叫她阿姨，徐玲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胡成元是以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的湖南大学录取的，可他上有双方年迈的父母，下有4个离不开大人的子女，若在千里之外上学，家务全交给老婆，于心不忍。

于是，胡成元要求回石家庄。几经周折后，便来到师大数学系这个班。离家30公里，他可以学习、家务两不误，解除了后顾之忧。

任课老师们的心里也格外兴奋，因为这个班开学后的摸底测验成绩最高，必做题和选做题几乎全部正确，人人在100分以上，11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

全国著名拓扑学专家吴振德教授，研究函数逼近的专家郭顺生教授，以及其他知名教师为“老头班”授课。

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不好，宿舍是在简陋的筒子屋里，他们常常趴在床前备课批改作业。很多课程久久没有开设，教科书都需从资料库去翻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拓朴学、非线性方程等课程，几乎是首次系统全面开讲，因为原来虽然设立这些课程，可是种种干扰不断，很难完整讲授。

按教学要求，班级开设英语课，可这些学生中学时大都学俄语。尽管学校选派最有经验和耐心的老教师为大家上课，师生还是遭遇了困难。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早已错过，记忆力减退，发音走调、单词记不住。尽管如此，但仍有英语100分的学生。

随着专业课学习的延伸，一些人学习优势开始衰退，最初摸底时成绩不高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赶上来。

“不服输、要争气”这句话一直埋藏在每个人心里。晚上校园、教室，特别是数理化专业的教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

李全柱是从校办工厂的岗位考上大学的，数学本来是他的强项，高中时数学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领先，但现在一下子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就好像来到了陌生世界。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考试竟然不及格。

这对李全柱刺激很大，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第一个暑假正值酷暑，他每天赤膊上阵，手捧厚厚的《季米多维齐习题集》大量做题。

没有电扇扇着，做题时又不能扇扇子，于是就把凉水浸过的毛巾披在后背降温。三伏天毛巾很快就被汗水浸湿发热，便用凉水浸浸再披上。原计划做百十来道题，李全柱竟一发不可收，做了500多道。补考的结果是以高分通过。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是这个班的特点。班里十几个同学是“扩招”和调整录取的，晚报到10多天。功课落下许多，老师们设法补课，同学自己紧追猛赶。

张梦贤一入学就面临按定义求极限求导数的作业，这使他如堕迷雾中。一题一法，一题一变，变得眼花缭乱，急得他逢人就问，几乎问遍了全班的同学。令他感动的是，同学们是有问必答，无一人表示出厌烦。

胡成元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帮老婆干农活儿，忙完地里的，还要找些加工活计挣钱，以解决老老小小近10口人的生存问题。这样一来难免耽误一些功课，可是他凭看书看同学笔记，考试成绩却很好。

大学四年，正是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几年。入学时农村还是大集体、大锅饭，毕业时就赶上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同学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

就说每日三餐打饭，就只买最便宜的饭菜吃。

王文国、韩庆书等同学离家50多公里，几乎每隔两周就要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回去，根本舍不得花钱乘车。市区里各个回收物品销售部的地址他们都很熟悉，即使一些必需品他们也在那里买。

国家和学校对这批学生备加关心和爱护，体育、劳动课一样也不能少，和对“娃娃同学”们一样地要求，还必须上满四年，尽管最后一学期学校挤满五个年级。

当然也有对这个班估计不足的时候：一周劳动课给这个班的任务是挖几百米长1米深的电缆沟，并许诺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按预想的进度，怎么干也得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可是怎么也没有料到，“承包”能产生多大的生产力。30来岁的壮年学生们，个个脱衣挽袖、锨镐挥动，一镐下去就是一个坑，几锨上来就变成了一座小山，结果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的任务完成了。

第二天只看见保质保量的电缆沟，可是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

而这些情景，都成为了77级学生最美好的记忆。

1978年10月，参加过77、78年两次高考的王显槐，终于如愿以偿，踏进了江西师范学院的大门，就读于该校中文系。

学校原有的学生宿舍被外来单位挤占了，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都插住在校园中凡可住人的空房。王显槐他们七八级中文系百十号人为一个班，全部安置在大礼堂的一边，临时用木板隔成一个大通间。

王显槐所在的班，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不满16岁，同学聚在一起，年龄参差不齐，有师生同班者，有叔侄相称者，真叫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