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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诗人对于韩愈的追怀，相对来说更复杂也更有趣。与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贯之不同，先贤韩愈之进入丘氏视野，有一变化的过程。几乎是天意，诗人一踏上潮汕大地，便与唐人韩愈发生联系:&ldo;关吏钓鳌疑海客，舟人驱鳄说文公&rdo;（《潮州舟次》）。第二年，在《谒潮州韩文公祠》中，诗人之突出&ldo;孤臣去国&rdo;、&ldo;逐客呼天&rdo;，自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至于对韩愈的表彰，集中在谏迎佛骨和驱除鳄鱼，再就是笼统的&ldo;千秋道学重开统，八代文章始起衰&rdo;。直到第三年出任韩山书院主讲，深切体会&ldo;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rdo;，对韩愈在潮州的功绩，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点，也因而从&ldo;驱鳄&rdo;转为&ldo;讲学&rdo;。

就在这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中，还有一联很能表白作者此时的心境:&ldo;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rdo;此时的诗人，似乎已立志放弃仕途，而专心于教书育人。诗人志向的确立与韩愈形象的转化，二者互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韩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韩愈&ldo;止阅八月教泽长&rdo;时，特别感慨其&ldo;先立学校登秀良，余事更为游山忙&rdo;。此后，诗人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追求&ldo;今日树人兼树木，早兴地利起人才&rdo;（《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开学，喜而有作》）。以壮怀激烈的&ldo;孤忠&rdo;心境，来从事因&ldo;平实&rdo;而显得波澜不兴的&ldo;教化&rdo;事业，其实并不容易。除了自家&ldo;烈士意识&rdo;的成功转化，还必须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依据丘琮的追记，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时民智未开，&ldo;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rdo;，故其创建台湾民主国的努力只能归于失败。正是有感于此，丘氏&ldo;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rdo;[14]。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这种振振有辞的辩解本身，反而显示立说者某种程度的&ldo;心虚&rdo;以及时论的巨大压力。对于内渡的前抗日首领之将精神专注于并非可以马上收效的教育事业，&ldo;胸有大志&rdo;者很可能不以为然。目前无法确认将&ldo;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rdo;这一选择与保台失败的教训直接挂钩，到底是父亲的原意呢，还是儿子的发挥。但有一点，这段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无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对于教育事业的强烈兴趣。

丘氏办学的冲动，并非始于内渡。当初进士及第，即无意仕途，告假还乡。回台后又谢绝了唐景崧从政的盛情邀请，毅然以讲学育才为自家职责。综观丘氏一生，有过若干&ldo;虚职&rdo;，却没有得到过稍微像样一点的&ldo;实缺&rdo;。不是没有可能当官，而是不愿意，这在同时代的读书人中，确实少见。此种温厚且淡泊的性情，决定了丘逢甲本质上是个&ldo;书生&rdo;。书生报国，并非特有政治抱负及军事谋略，只是不忍见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这其实正是古来中国读书人所信奉的&ldo;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do;。不料因缘凑合，在某一特殊时刻，丘氏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举足轻重的主要角色。内渡后，除了保持一腔悲愤，以及对台湾的深深怀念，即所谓&ldo;平生去国怀乡愁&rdo;（《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更为擅长的办学，我以为是明智的选择。与许多一旦&ldo;上妆&rdo;便永远无法恢复&ldo;本色&rdo;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爱之处，在于其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坚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办事。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4）

江山渊称丘逢甲内渡后，婉谢大吏出仕的邀请，&ldo;只愿担任教育事宜&rdo;，遂被聘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两广方言学校校长[15]。比起韩山书院主讲等，省城的官办学校级别高，校长的地位也更显赫，立传者出于好心，尽量拣重要的职位述说。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这么一来，最能体现其文化情怀与教育理念的潮州办学，竟被一笔抹杀了。还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长的追求，其《先兄仓海行状》对丘逢甲潮州讲学之苦心孤诣多有铺陈，到省城后的诸多职位反而一笔带过[16]。1913年秋，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作跋，称:&ldo;当台湾立国失败而归，主持岭南教育者十数年，专以培植后进、灌输革命为宗旨。&rdo;[17]如此表彰，则又有点不着边际了：除了&ldo;主持岭南教育&rdo;的说法夸大其辞，还抹去了当初独立办学的艰辛;至于&ldo;灌输革命&rdo;云云，也非丘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宗旨。

关于丘逢甲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艰辛历程及实际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许多探讨[18]。最关键的史料，当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以下这段话，前半部常为论者所引录：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实，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识，丘氏的论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独创性。倒是后半部颇有新意，值得认真反省。史家对于僻居一隅因而无法影响全局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因而，能够进入史书并为后人所记忆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环，而不存在奋斗者的苦心孤诣。想想当初那些明知无法撼动&ldo;神州大局&rdo;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如何以&ldo;蚁驮一粒&rdo;的心态从事社会改良，实在也挺动人的。就像&ldo;慕柳去潮，吾道益孤。&lso;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rso;，惟有竖起脊梁，守定宗旨为之而已&rdo;[20]，如此奋斗精神，远比其实际功绩更值得后人关注与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