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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18]参见吴宏聪等主编《丘逢甲研究》所收录的论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实践诸文。

[19]《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见《丘逢甲文集》303‐304页。

[20]《答梁诗五函》，见《丘逢甲文集》275页。

[21]丘逢甲之游说南洋华侨捐资办学，既指向国内，也指向国外。后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报》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园信，建议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创办学堂，并称此举&ldo;保国可也，保教可也，保种可也;既不然，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权利亦可也&rdo;。前者则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给惠潮嘉道沈絜斋所写的信为例，丘氏在信中表达&ldo;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报国家&rdo;的信心（见《丘逢甲文集》284页）;而日后岭东同文学堂之得以正式开办，与丘氏此行大有关系。

[22]参见&ldo;丘逢甲与近代中国&rdo;研讨会上夏晓虹的《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以及张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复菽园》，见《丘逢甲文集》267页。

[24]梁信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16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25]《温柳介先生诔》，见《丘逢甲文集》326页。

[26]《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见《丘逢甲文集》296页。

[27]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9页。

[28]这里系借用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中对丘逢甲父亲潜斋先生的评价，丘复所撰墓志铭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245页。

[29]参见《温柳介先生诔》，《丘逢甲文集》326页。

[30]参见《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丘逢甲文集》333页。

[3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2]参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02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

[3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4]参阅拙文《设议院与开学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331‐34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

[35]参阅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政论集》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6]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二章《官学与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7]参见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8]古来中国人&ldo;告老还乡&rdo;以及&ldo;服务桑梓&rdo;的观念，使其很自然地介入家乡的政治和教育文化事业。所谓&ldo;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rdo;，乡间士绅在传统社会所起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功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其结果是城乡之间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别日益扩大。

[39]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4页。

[40]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8页。

[41]简要的论述，请参见饶宗颐《何以要建立&ldo;潮州学&rdo;》和杜经国《潮学研究发刊词》，均见《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

[42]参见《严复集》第三册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3]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三章和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学问家（1）

‐‐关于章太炎

有思想的学问家　当年游侠人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学术;晚年阐扬国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是清末民初学者的共同特征;章太炎的好处是干什么像什么，是个大政治家，也是个大学者。后世学人关于民国以后的章太炎是否&ldo;退居于宁静&rdo;的争论，未免过分集中关注其政治生涯。换一个观察角度，由从政转为问学，很难简单认为&ldo;颓唐&rdo;或&ldo;消极&rdo;。在我看来，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鲁迅称章氏为&ldo;有学问的革命家&rdo;，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ldo;有思想的学问家&rdo;来考察。

一

谈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很难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庞杂且变化多端，根本无法&ldo;一言以蔽之&rdo;。前人关于章氏思想发展的分段，颇多可议之处。关键不在分段时提前几年抑或推后几年，而在使用的理论尺度以及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论者的学术思想。

最常见的弊病是过分依赖历史事件，而不大考虑对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ldo;五四&rdo;运动，当然会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将其作为分段依据则嫌牵强。外在的政治事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学术追求不能画等号，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有极强烈的独立意识的思想家，根本不会随时势流转。将个体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其&ldo;必然的反映&rdo;，而不尊重个体独特的生存处境、感情世界以及内在思路，所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