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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文学对话（第2页）

说实在的，你们对我的推崇是太过分了，太抬高我了，我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就像大家一样，每天不也是首先忙活着吃饭穿衣，养好老婆孩子吗？

我在酒后无聊的时候，胡涂乱抹了一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没想到竟然被世人过誉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即使在当时，这些文字也被一批小青年蔑称为小杂感，是放冷箭、泄私愤的小篇什。

诚然，我后期那些杂文，的确是凝结了我的大部分心血的结晶。但是大抵上，那只不过是我反“围剿”的战斗性文字，是一些投枪和匕首而已。

这些杂文固然不是小摆设，也可以有大的社会价值。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杂文不能代表我最高的文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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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要的文学会议上，在河东师大高治平先生组织的这个旷古未有的穿越对话活动中，我还是应该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在我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说几句心里话。

我被你们封为“20世纪中国第一文学大师”这个光荣称号，我并不是当之无愧的。我不应该还像年轻人那样虚荣好胜。毕竟我是过来人，已经体验过许多浮沉荣辱。我不必再强装“义角”，再戴上什么“纸糊的思想权威的桂冠”了吧。

说句实在话，我自忖我的文学作品，真能拿得出手、走得出国门的，按你们当今常说的话，能够“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也许只有三部作品，也就是《呐喊》《彷徨》《野草》，其它的东西，实在不值方家一哂啊！

当然，你们可能认为我是在谦虚。不，不是的，其实我的骨子里是非常虚弱的。就像你们的时代一位叫王晓明的学者给我写的传记那样，我的55年生涯，简直就是一场“无法直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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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思想质地是很贫乏的。你们很多人爱评论我，说我前期主要信奉进化论，后期的思想则接近于马主义。但实际上，你们当然并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有许多事情你们是无法确切知道的。

实际上，我的思想的根子，还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儒道佛思想皆有，最初相信儒家，积极入世，后期则以道家为主，看破了很多无聊的争斗。

外国思想家中，尼采对我的影响很大。你们看我的《热风》《野草》中的数篇文字，简直就是模仿尼采的《扎拉斯图拉如是说》。

在《彷徨》中的《孤独者》等几篇小说，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认识到这种深刻的空虚悲凉，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极为接近。但是就算这一点，我也是受了叔本华等人的启发。所以我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明，我算不上什么思想家，我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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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说明一点，20世纪有一位功绩非凡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封我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觉得这对我是过于谬赞了。我远远称不上“革命家”，因为实际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才与他们这个革命派别有了较多的联系，但我对马主义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

实际上，如果我早就研究和信奉马主义的话，我很可能与陈某某、李某某等人一块成为组织的创建人了。因为我在20年代之前，就已经与这些组织创建人关系很熟了。

1927年两党合作北伐的时候，我就在广州。但我并没有参与两党合作之类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座的郭某某先生就可以证明嘛！当时郭先生同在广州，不久就加入了北伐军，还荣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了嘛！

（郭某某在旁边微笑，脸上浮起一层隐隐的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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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当时我还未能与郭先生晤面。我们互不理解，对彼此的文章发生了误会，以至于著文互相攻击，搞得很不痛快。虽然我在1936年的遗嘱里，说过什么“我一个都不宽恕”，但是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潮流的大时代里，我想对郭先生说，我还是很乐意与你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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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某某突然站起，脸色惶愧，饱含歉意地对着鲁某说道：

鲁某先生，我没想到您现在这样宽宏大量了啊！想当年我也是太年轻气盛、鲁莽浅薄了啊！我写的那几篇攻击您的文章，现在看来也真够狠毒的，像那篇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竟然极其荒唐地把您污蔑为了一个“法西*斯蒂”，这也真是太滑稽可笑了！

这些话相比起您因为不满于创造社的缺点，而对我附带的一些小小的讽刺，比方说我是“流氓+才子”之类，我可真是太过火、太恶毒了呀！鲁某先生，您现在不怪我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从此才真的能够含笑九泉了呀！

刚才您说到了1927年，唉，惭愧呀！鲁某先生，那时我还不是助纣为虐呀！我当时还没有认清某某某那个野心家，革命的刽子手的真面目啊！或者说，认识得太晚了些。虽然我后来写了几篇文章揭发他，但还是为时太晚，于事无补了呀！

说起来，我与您神交已久，我早就很崇仰您的文章与人品了，你是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的指路明灯和精神导师呀！在广州没有机会拜见你，可真是我的终生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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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某先生弹弹烟灰，哈哈大笑，抑扬顿挫地说道：

郭先生真是太谦虚了！我哪有什么成就呀，我不像您这样勇猛精进的实干革命家，热情洋溢的诗人，你才真是被青年们崇仰的明星呢！我毕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封建余孽、逆子贰臣啊！

呵呵，其实我们的矛盾也很好理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相轻嘛！舞文弄墨的人，互相攻击起来，自然容易上纲上线了。当年咱们毕竟头脑要简单一点嘛！

像那种斗争学说，虽然现在看来，明显是一个过时的无用的荒唐的理论，但是在当时，让咱们多么拥戴，多么心仪呀！我在20世纪30年代，就很大程度上介入了一些组织的内部事务。

但是呢，我刚才也已经提了一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也仍然不是居于舆论界主流地位的。我与你们后来批判过的“四条汉子”相处并不和谐。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简直不能合作。我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周某，说他是耀武扬威的管奴隶的头儿。

所以应该说，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我的思想是与组织的主流思想有很大距离的。我不相信任何乌托邦的思想，我在1927年的演讲《文艺与革命的歧途》里，就举过苏俄革命的例子，像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他们有的自杀了，有的喑哑了……总之，革命要的是实践，是血与火，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习惯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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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的骨子里是怀疑主义，是否定一切的思想。我永远不会盲从于任何思想潮流。所以那位给我极高评价的大人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后，有一次私下里对人说过，如果鲁某还健在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不再写作；另一种可能就是继续写作，但已经是关在监狱里了。

所以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我一般不会与政治人物合作。所幸的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能够在安乐乌有之乡，安然度过后来的人间浩劫。而且无疑由于我的缺席，我反而获得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地位。

在很长时间里，我被人谬托知音，捧成了文化界的最高权威，成了人们的偶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些人手中与枪炮并用的大棒。我很明白，这根大棒可以压弯多少思想的萌芽啊！我当然并不愿意当这根大棒。

可是我既然并不在场，我也就没有能力阻止别人对我的误解、曲解和滥用了嘛！就像尼采的思想，被黑特勒利用那样，我也被迫成为了人们整治打倒一些文学天才、社会活动家的锋利武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