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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紧接着，同年十一月下旬又发生了英国护货兵船水手在广东新安县境内伤毙民人、抢劫财物一案。英国以广东洋面多盗为名，长期派出护货兵船护航商船，同抵伶仃洋驻泊。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国护货兵船水手多名，上岸取用淡水并带羊放牧，乘机偷盗民田中的番薯，被村民发觉逐退。水手们恼羞成怒，于次日结伙百余人，持械上岸寻衅、打死村民二人，打毁房屋多间，并乘机抢劫衣物钱银约万余两。事后死者家属报官，要求严惩凶手。总督阮元接地方官报告后，即传谕行商要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交出凶手。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竟暗中唆使英国护货兵船逃走；而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也对交出凶犯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自己只管买卖事务，兵船水手与民人殴斗，不属职责范围。阮元便按向例，命令将在广东洋面上的10艘英国货船一律封舱，不准上下货物。双方僵持十几天后，英国大班不得不表示：兵船早已逃脱，实在无从交凶，他本人愿将此事向英国政府详细报告，请政府按律究办。阮元见事已如此，只好撤回成命，准令各船开舱下货，但谕令英国大班，必须转告英国女王，若一旦查出凶手，应附搭货船押解来粤，听候究办；并命行商转告，现在广东洋面已无海盗，该国以后不需再派兵船护货，如确需保护，该国国王应严令领兵官弹压水手，不得滋事，一切都应由该国大班负责管束经理[9]道光皇帝也于阴历三月初七日发布上谕，认可了总督阮元的处理决定和上述声明。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10]

自此以后，西方商人屡有违反章程、藐视法令、刺探情报、偷运鸦片之事发生。道光十一年，工科给事中邵正笏有一个奏折，可以概括反映出英国等西方人的强横不法行为：迩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臣风闻道光九年九月，该夷等希冀更张成例，屡向总督衙门哓哓渎禀，已属胆大妄为；及至十年九月，该夷等违例乘坐绿呢小轿，又带夷妇入城，在洋行居住……惟时该督知该夷等声势凶横，调兵强压，而该夷等即统率水手，搬运枪炮器械，摆列馆门，俨有拒敌之势……

接着，奏折列举了洋人违例的八个方面，包括：外人打死华人拒不交出凶手，反藏匿包庇，私放回国；违例雇佣汉人或乳养夷婴，或课夷童读汉书；私购中国出版的书籍；违禁携带夷妇坐轿进省城；违犯规定，成群进出靖海门等处游览；在洋行门外私造临水码头等等[11]

奏折中提到的道光九年九月外商投禀两广总督、希冀改变成例一事，是指英商货船以行商拖欠洋人账目，请求废除公行制度。行商经营不善，加以负欠外商账目，历年皆有闭歇倒行发生，如道光七年同泰行闭歇，八年又闭歇福隆行，九年东生行也因缴不出所欠账目而宣告倒闭。这年阴历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部楼顿等人，以呈控东生行商人刘承霖携银潜逃为名，将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19艘湾泊于澳门外洋，不肯进口并投禀两广总督李鸿宾，要求嗣后不用保商，不用买办，在广州省城自租栈房，自行贸易。李鸿宾以不符向定章程，劝说英船进口，但被部楼顿拒绝。广东地方当局准备于十一月份英船再不进口时，&ldo;即从此杜绝往来，毋许通市&rdo;。[12]皇帝也认为英商最为桀骜，同意李鸿宾意见，命令若对方&ldo;故作刁难，著即不准开舱，严行驱逐&rdo;。但同时又训令李鸿宾：&ldo;此事交涉外夷，有关国体，该督等务当镇静防闲，词严义正，折其桀骜之气，杜其贪诈之谋，断不可稍涉迁就，致失大体[13]一句话，不能伤失天朝尊严。

欠账需还，天经地义；要求自由贸易，废除公行制度，也还算合情合理，但以不愿进口卸货交易相要挟，则是明显的讹诈。清政府始以劝导，处理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若不愿考虑对方要求是否可取，而一味以封舱断绝贸易为不二法门，处于深宫的皇帝与负责对外交涉的两广总督，其不明世界大势、惟知维护天朝尊严，确实颟顸自大得可以。

至于奏折中提到的道光十年九月外人统率水手、准备武装抗拒之事，性质与上述迥然不同。那是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公然违反中国法令的武装挑衅。事情开始是在当年的春季，英属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携带妻子，由澳门乘船来广州，上岸后坐轿进城，到公司商馆居住。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将军庆保、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中祥等得到消息，即由李鸿宾出面通知盼师，请将洋妇遣回澳门，并申明嗣后不准乘坐肩舆进馆。盼师不听劝告，拒不执行。九月，又以广东当局&ldo;有派兵围逐夷商番妇之说&rdo;，即通知黄埔湾泊的英国各兵船，派水手百余人，连夜将炮位及鸟枪等件暗藏于小船内，偷偷地运进省城英国商馆，在门前组成工事，准备武力抵抗。后虽撤去工事，遣返水手，但炮位仍留在英国商馆内。[14]及至皇帝上谕不准外人私运鸟枪炮位进城，庆保等复奏称：英人&ldo;越日即将大小铜炮逐一运回各船，其番妇亦回澳门&rdo;。[15]事实上，盼师的妻子在广州英国商馆住了五十多天后，才乘船返回澳门。

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英人林赛化名胡夏米，东印度公事通事、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以贸易为名，驾船从广东北驶，一路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洋面直到朝鲜、琉球一带海域，沿途散发传单、书籍，交结官府，勾结汉奸，刺探情报，竟至无人阻拦。这是清代闭关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违章非法航行。其所经地域之广、历时之久、性质之叵测，大大超过了乾隆时代的洪仁辉事件，使清政府大起恐慌。沿海各省督抚奏报不断，朝廷也密切注意该船动向，但对该船航行的目的、性质，朝廷内外却不甚了然。不少督抚认为是为贸易而来[16]；有的声称是假借英国船名，希冀就地销[17]；更有奏称是遭风迷失路径所致[18]事后，清政府也不作反思，只是重申不准夷船往浙、东等省收泊的规定，要各地督抚、提镇嗣后发觉外国船只北上时，应切实阻拦，令其折回广东。[19]其实，这是一起有目的、有计划的间谍航行，包藏着日后发动侵略中国的叵测之心。君臣们不了解内中深意自不足为奇，但事后竟于海防一无布置，也实在太昧于情势、太麻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