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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恢复高考（第3页）

雍文涛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于是，在９月３日下午，穆扬请６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同志，到驻会的房间里座谈。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座谈会之后，穆扬连夜将大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又逐字逐句地斟酌好几遍。

至于座谈记录，穆扬也保留着。他当时想着，万一以后出什么事，还可以留着备用。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写的座谈记录，以《情况汇编》的方式报送中央。题目是：《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全文有2600多字。

内参指出，“两个估计”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内参中还披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

在穆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四人帮”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展开“大批判”，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搜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把教育战线的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形成了只能说17年坏，不能说17年半句好话的局面……

后来，会议《纪要》起草工作由迟群亲自挂帅，他一开始就坚持把17年来教育战线是“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意思写进《纪要》。

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对此有不同看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而被迫退出起草小组。

在看到特刊《情况汇编》之后，在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进行谈话。

邓小平严肃提出：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

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同时，邓小平明确表态，要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

邓小平说：

1971年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在谈话中，邓小平说：

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

邓小平的谈话掷地有声，扭转乾坤。

在《情况汇编》发出5天后，9月2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文件内容没有提及。

听到通知后，穆扬的心里十分地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那个材料闯了什么大祸？”穆扬已经感到和自己写的这个内参有关。

当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每个人都表情凝重、茫然。

在教育部会议室，主持人传达了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

讲话一开始，邓小平说：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

《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一听这话，穆扬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大变。

在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上，穆扬起草的全教会材料被传达到与会代表，并很快流传开来。

９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文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