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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两雄初会（第2页）

虽然这一看就知道仍是托词，但怎么说也算是个让步了，而且，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鸿章等于是在告诉伊藤博文，老夫已经给予你余地让你回国好去交差了，别再不知好歹地死缠烂打了，不然的话，不光你想要的东西一样都得不到，就连原本能给你们日本的，也会被取消。

伊藤博文很明白，他更明白的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其实是基于国力之上的，现如今的日本就国力而言还不能跟大清相提并论，再这么纠缠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双方自动地进入了下一个议题——朝鲜的未来。

这话听起来貌似有些王八蛋，怎么说朝鲜的国运就该由朝鲜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挨着你大清跟日本的事儿了，可没法子，现实情况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清日两国惹不起两眼发蓝的西洋列强，只能欺负欺负朝鲜，在这半岛上割肉夺利。

而从双方的实力来看，日本比较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大清虽然强一些可也毕竟强得有限，而且此时此刻在越南他们正跟法国人开着战，没法搞两头对付，所以无论哪方想要吃独食都不太可能，于是只能是各退一步双边互惠了。

4月18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各自代表清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不多，总共三条：

1.清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四个月内完成。

2.清日两国不往朝鲜派遣军事专员或是军事顾问。

3.将来如果朝鲜碰到需要清日两国任何一方出兵的情况，在出兵之前，一方必须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照会另一方，同时，在完成军事任务之后，即刻撤退，不作驻留。

此外，李鸿章另行一文，允诺中方将对在朝鲜王宫武装冲突一事做彻底严密的调查，当然这个说过也就当调查过了，之后再也不曾有下文。

就此，这场史称甲申政变的破事儿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日两国算是打了个平手，一个失去了在一千多年来的藩属国国土上驻军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挨了一顿打也失去了刚刚得到的驻军权，大家都吃了些亏。

至于社会影响，大清方面其实还好，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关键是日本那边，那真是朝野震撼，尤其是对于中国不赔偿日本在朝挨打损失这一做法，各界愤慨异常，比如福泽谕吉，他就撰文一篇，声称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处蔓延的当今时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摊上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拼命阻挡文明开化的“恶友”，若是再跟这帮家伙继续交往下去，估计西方列强都会把日本看作中朝两国一样的顽固不化的国家。所以，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应该脱离和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不过，也不能就此将他们抛弃不管，应该要在适时的时候，拉这俩倒霉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

不过，帮归帮，但从此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则必须是与西方列强在一条船上，换言之，别把自己当亚洲国家，得当作是欧洲的。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的简单概要。

长久以来很多国人都对此理论愤恨不已，对此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两句。

虽说我确实不喜欢这种跑人家家里帮助人家致富的行为，但作为政治家，一个日本的政治家，福泽谕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帮助邻国闹革命说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获取最大的外交和贸易优惠而已，那年头任由哪个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干的，你真要说下流无耻那也只能是全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别老拿一个手指头指着日本或是福泽谕吉说事儿，要知道当年袁世凯奉命跑朝鲜平乱那也不是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万古长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给弄丢了而已，毕竟谁都明白，朝鲜一旦有失，那大清太祖爷龙兴之地，泱泱中华的东北门户可就豁然大开了啊。

除了福泽谕吉，还有一个人也很不高兴，那便是伊藤博文，这哥们儿此次前往天津谈判，毛都没捞着一根，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白白死朝鲜了，这场完败，他是铭记于心，一日也不曾忘却。

只不过眼下显然不适合报仇，因为伊藤博文很清楚，李鸿章之所以底气那么硬，是因为他手里有大杀器。

那就是北洋水师。

说起来，这支舰队的组成还和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且说当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之后，清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日本以后兴许会成为天朝大患，对此，恭亲王奕訢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也上奏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的方针策略。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论调压倒塞防，使得朝廷最终下定决心，要搞一支海军力量出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负责山东海域以及黄海北部防务，据点为山东的刘公岛。

同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战舰四艘，清光绪四年（1878年），又在英国订购了扬威和超勇两艘军舰，不过因为对这两艘船不怎么满意，所以在第二年李中堂转而改向德国人买船，也订了两艘，便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

截止到甲申之变那会儿，虽然最强的定远和镇远还差几日尚未交货，但整个北洋水师已经基本成型了。

反观当时的日本，因为比较穷，在国力方面完全不能和大清相比，所谓海军，也不过靠的是幕府时代留下来的几艘小破船，根本就不具备叫板的资格。所以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韬光养晦。

明治十八年（1885年），政改，废除旧官制，建立内阁首相制度，而这第一任首相，正是伊藤博文。

他能当首相，有运气好、能力强等因素，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一个词，叫脱亚入欧。

这四个字虽说是由福泽渝吉首创，但其观念却是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也叫全盘西化或是全盘欧化，不是说要移动陆地板块把日本挪到欧洲去的意思，而是希望日本人能在思维、文化甚至是穿着打扮等各方面都要摆脱原有陈旧的东方气息，尽量向西方世界靠拢。

而在日本选初任首相的时候，最热门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叫三条实美。

三条实美是公卿贵族出身，他们三条家自古就是贵族中的贵族，千余年来不曾变过，论家室论地位，农民出身的伊藤博文根本就是光着脚也追不上的。

但最终天皇还是选中了伊藤博文，原因在于井上馨的一句话：“从今往后，作为国家元首，要是看不懂红电报的话就会很麻烦吧？”

红电报指的就是外国来的外交照会公文，多为外语原文作成，想要看明白，自然就必须有相当的外语功底。

井上馨的意思倒并不是说当首相就要过英语四六级，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的形势——要当首相，就必须有能把日本一国带入西方列强里头的能耐，至少，你得懂什么是西方列强，说通俗点，就是懂洋务。

出身千年古老家族的三条实美显然不能胜任，于是，第一任首相的人选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再说伊藤博文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并非急着跟洋人打交道，而是创设了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本来还打算再接再厉再弄几个大学凑一大学城的当儿，结果却出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李鸿章叫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