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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第3页）

3月1日，孙文见到了中川。

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工作人员，中川恒次郎绝非那种三下两下就能被忽悠的角色，当孙文跟他扯起亚洲安危世界局势时，他很果断地摆手拦住，问道：“孙先生，请问您有无详细的计划？”

孙文点点头，表示有，当然有，详细的计划就是我们决定在广州起义，一举攻下五羊城，然后北上，假道湖南湖北，一直杀到北京，改朝换代。

“这就完了？”

“完了。”

中川恒次郎想哭，但哭不出来，只能作微笑状：“在下的意思是，孙先生可有具体的做法？”

孙先生想都没想便表示，具体的做法就是你们日本人支援点军火，我们革命同志拼死奋力，共创大业。

中川恒次郎已经开始流汗了：“那要多少军火？”

“长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配足子弹。”

“参与的同志，您预计有多少人？”

“不知。”

“纳尼？！”

看着对方一脸惊愕的表情，孙文连忙解释说，因为朝廷对这种事情盯得比较紧，党员同志之间通常都不联络，故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人。不过孙先生也说了，大家都是靠得住的铁血哥们儿，“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

听到这里，中川恒次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表示足下勇气可嘉，我等所不及，不过兹事体大，且容我考虑一段日子，行不？您要是急着造反，可以先去找别人。

孙文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急，能等，本来去年就要反了，因为准备不充足一直熬到现在，再多等几日也无妨，咱就靠你了，中川领事。

两人一别就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孙文又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比如德国驻港领事科纳普等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援手，但都无功而返，于是在4月17日，他又敲响了日本领事馆的门。

其实中川恒次郎本不想见他，但实在是因为荐头的面子大——前面说了，梅屋庄吉在日本各地都有人脉，因此也不得不开门迎客。

这一回孙文仍是老生常谈，拉赞助买武器，而中川领事则一反上次打太极拳的态度，很干脆地表示，自己是外交官，不是军官，只管经济贸易这种文绉绉的东西，玩不来杀人放火之类的高精尖，所以实在抱歉，爱莫能助。

事后，中川恒次郎这样评价孙文：“看他的样子，让我有一种仿佛碰上了《水浒传》中江湖豪杰的感觉。”

不过对于起事计划，中川也很不客气地认为，纯属“空中楼阁”。

尽管没得到足够的支援也不被看好，但孙文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拿着梅屋庄吉给他搞来的武器起事。

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孙文和一干弟兄齐聚广州，正式开始了行动。

这其中有孙文的发小陆皓东，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以及和孙文一起学医的郑士良等人。

行动的计划跟之前说的大致没差——鸣枪为号，联络同志，攻占广州，再图其他。

同时他们还印了很多反清传单，并创造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青天白日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还不等这些人打响反清第一枪，就先出了问题。

这主要是如孙文之前说的那样，参加起事的各路同志平常都不联络，到了临开打的前一天，孙文陆皓东他们才弄来一份名单按图索骥，挨家挨户敲门：“同志哥，明天我们造反，早上9点土地庙门口集合啊。”

这是一种很没效率的行为，同时风险也很大。

所以26日当天他们并没有联络到所有参加起事的人，甚至连一半都没联系上，本来想27日接着敲门的，可不承想第二天风声就泄露了出去——其实是必然的，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把衙门的人给招了过来，然后大伙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其中陆皓东没逃成，被抓了。

其实他是跟着大家一起逃出去的，本来未必会被抓，只不过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同志名册不知有没有被带出来，于是便要折返看个究竟。同行之人皆劝，说这太危险了，还是别管了罢。可陆皓东却表示，个人安危事小，一旦名册被官府搜去，必将按册株连，到时候“我党岂有余类”？

结果刚回去就跟官兵打了个照面。

就这样，他被抓了。

在狱中，陆皓东受到了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同党——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前面说了，若是不看名册，孙文这伙人自己都不知道谁跟谁是同志，现在你逼着陆皓东说，他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更何况就算说得出，人家也不会说。

只见那陆皓东在棍棒皮鞭之下奋笔疾书，痛斥朝廷腐败官僚祸国，并大声疾呼：“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