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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ldo;稀有动物&rdo;。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ldo;一心只读圣贤书&rdo;的&ldo;修正主义&rdo;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ldo;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do;，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ldo;老子天下第一&rdo;;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ldo;自卑情结&rdo;（feriority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ldo;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rdo;，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ldo;自绝于人民&rdo;。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ldo;国粹&rdo;‐‐面子问题。&ldo;面子&rdo;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ldo;丢脸&rdo;、&ldo;真不要脸&rdo;、&ldo;赏脸&rdo;，如此等等。&ldo;脸&rdo;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ldo;面子&rdo;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ldo;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rdo;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ldo;厚&rdo;而且&ldo;黑&rdo;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ldo;英主&rdo;。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ldo;龙心大悦&rdo;，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2）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ldo;大名垂宇宙&rdo;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ldo;信息源&rdo;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ldo;鞠躬尽瘁&rdo;。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ldo;文章憎命达。&rdo;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ldo;瘦骨嶙峋&rdo;，什么&ldo;骨瘦如柴&rdo;，又是什么&ldo;瘦得皮包骨头&rdo;，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ldo;财产&rdo;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ldo;赌注&rdo;，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ldo;涅槃&rdo;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ldo;骨气&rdo;。同&ldo;面子&rdo;一样，&ldo;骨气&rdo;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ldo;章疯子&rdo;，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ldo;骨气&rdo;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ldo;人心不古，世道日非&rdo;，又是什么&ldo;黄钟毁弃，瓦釜雷鸣&rdo;。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ldo;理论&rdo;：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ldo;腐儒&rdo;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ldo;腐儒&rdo;‐‐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