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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政治社会化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孩子们养成的礼仪和语言模式经常伴随其终生。尽管有些是来自正式的教导，但大部分却来自对其他人的模仿。政治社会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教导政治价值和具体的行为方式。学生面对国旗宣誓表示忠诚、唱国歌、遵从权威人物‐‐从总统到警察，都是通过家庭、朋友、老师和电视得到的。在文化的&ldo;贫民窟&rdo;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美国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形成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维持政府的稳定非常重要。

关键概念◇文化和发展

东亚地区近来的经济增长，为贫国依旧贫穷而富国日渐富裕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是它们教导民众要努力工作、多做储蓄、相互信任。有些学者指出它们共有儒家文化的遗产并倡导这些价值。中东则相反，要求穆斯林不要相信他人。他们的石油财富只带来表面的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民主。

一个世纪以前，韦伯认为，新教为资本主义奠定了文化的基础。&ldo;新教伦理&rdo;推动人们努力工作，积聚资本。西北欧各国的大部分人都是新教徒，是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国家。即使是今天，这些国家仍然是富裕的、有着很高信用等级的、法治的社会，腐败也很少。缺乏这种文化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埃及，在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方面都没有迅速进步。

如果关于财富的文化解释是正确的，贫国会一直保持贫困，直到它们从传统主义、互不信任和宿命论中解脱出来，而这些恰恰都是中东国家的特点。它们固守价值，缺乏援助和指导，经常陷入普遍的腐败。对文化理论的批评指出，几十年前，儒家文化还被责备要为东亚的落后负责，而经济增长后主流的价值是不同于传统的。没有人能确认，一个国家将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实现快速发展。答案总是令人怀疑的。

社会化的机构

家庭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在所有要素中分量最重。政府和学校进行公开社会化的努力如果与家庭的导向不同，就会经常归于失败。波兰就存在这一问题：它的制度试图给孩子灌输社会主义价值，但是家庭却教育孩子忽视这些。而当家庭和政府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时，如在美国，两种社会化模式就能够相互加强。

家长在政治行为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会延续很久。大部分人都投与父母同样的票。更基本的是，家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它反过来决定着我们的政治态度。它传递了一套规范和价值（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以及信念和态度（如政党忠诚感、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

早年的环境和训练有着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在3～13岁之间。孩子们无意识地、不经辨识地从父辈那里接受了许多规范、价值和态度，并会伴随其终身。人们在成年后还给世界的，正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得到的。一项研究表明，带有权威性格的美国人，几乎在孩提时代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严酷经历。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那些小时候在家庭事务中拥有发言权的人，成人后在参政效能方面更为成熟。

经典论述◇权威个性

最为直白地把个人性格特征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的著作是1950年西奥多&iddot;阿多诺（theodoreadorno）与他人（大部分是纳粹德国的流亡者）合作的《权威个性》（theauthoritarianpernality）。它主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个性源于幼儿时期的经历。阿多诺及其同伴针对法西斯的政治观点，列出了29项相关要素，

因此它们被称为&ldo;f&rdo;量表。在这一量表中，得分比较高的人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刻板，对于外来者和少数民族持不宽容、偏见或敌意态度，顺从或喜爱权力，迷信或盲从。阿多诺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不久就在方法论上、在个性与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上遭到批评。许多有着全部或部分&ldo;f&rdo;量表特征的人也是民主政体的好公民。尽管其结论不令人信服，它仍然是精确的、有洞见的研究。

学校更为有意识的社会化发生在学校。大部分政府都用历史向孩子们灌输荣誉和爱国情感。许多非洲国家通过教授英语或法语，教导学生明白他们拥有伟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传统（尽管这是一个神话），以此来努力整合诸多有着不同语言和历史的部落。这经常是不起作用的，就像现在的刚果（金）那样。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同样依赖学校进行对新政权忠诚的系统灌输。不过我们在1989年已经看到，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家庭和教会消解了学校让东欧人相信共产主义的努力。在使世界各地的移民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方面，美国的学校做得非常出色，某些关于双语制教育说的批评是正确的。

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同样对其政治态度有影响。通常情况下，受过长期教育的人比只接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对共同体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并感到更能够去影响公共政策，前者有着更多的政治参与。大学毕业的人更为宽容、开放，特别是在对待种族问题上，而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则显得相对狭隘。这是因为教育传输了更为开放的态度，也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常收入更高、地位更高，这激励着他们更多地参与政治以追求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