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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ldo;三好学生&rdo;。&ldo;三好学生&rdo;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ldo;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rdo;她说：&ldo;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lso;糖衣炮弹&rso;了。&rdo;

我安慰她说：&ldo;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lso;扯你后腿&rso;。&rdo;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ldo;当教师的尖兵&rdo;。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ldo;文化大革命&rdo;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ldo;探亲假&rdo;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ldo;养志&rdo;（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ldo;女孙健汝&rdo;，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ldo;拗荆&rdo;。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ldo;拗荆&rdo;，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ldo;隐隐遥空碾懑雷&rdo;，&ldo;啼鸠忽噤雨将来&rdo;之句。这五首诗，作于&ldo;早春天气&rdo;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ldo;引蛇出洞&rdo;。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ldo;政治&rdo;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ldo;色空思想&rdo;。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ldo;鸣放&rdo;，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ldo;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rdo;钟书说：&ldo;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rdo;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ldo;不觉得。&rdo;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ldo;对不起，我不爱&lso;起哄&rso;。&rdo;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ldo;起哄&rdo;，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ldo;人民内部矛盾&rdo;。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ldo;对右派言论有共鸣&rdo;，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ldo;准右派&rdo;还是&ldo;漏网右派&rdo;，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ldo;以勤补拙&rdo;，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8226;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8226;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ldo;双反&rdo;，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ldo;拔白旗&rdo;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ldo;白旗&rdo;，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ldo;拔&rdo;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ldo;拔&rdo;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ldo;白旗&rdo;，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ldo;借尸还魂&rdo;，我不过想借此&ldo;遁身&rdo;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