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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始团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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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团队

（1997年7月：上线前9个月）

我通常对“头衔通胀”持谨慎态度，尽管这看起来似乎是零成本，但它其实暗藏着高昂的代价，因为它会导致一连串过度晋升。

头脑风暴

在我们寄出CD的一周后，我坐在库比蒂诺市的霍比餐厅里一张8人桌的主座位置，嚼着一块硕大的熏肉生菜番茄三明治。吃了一半的汉堡和波浪薯条散落在桌子上，被推到一边，腾出的地方放着活页夹、笔记本和咖啡杯。我们真的开始行动了。

对于不知情的读者，我要解释一下，霍比餐厅算不上高级餐厅，只是一家小饭馆而已：餐桌紧贴着墙壁；压了膜的菜单上面印有食物的图片，整洁无污渍，因为在每次轮班之后，菜单都会被放进洗碗机进行清洗。一杯咖啡只要两美元，还可以无限续杯。

我们选择霍比餐厅，倒不是因为这里的食物有多美味。在这里开会也不是为了避免泄露我们的想法。实际上，保密是我们最不关心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是一件好事。我告诉的人越多，我得到的有价值的反馈也就越多，我也越能从前人种种失败的尝试中吸取教训。与他人交流不仅有助于我完善自己的想法，通常还能让他们也想加入。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家餐厅呢？是因为位置。我们用圆规在地图上克里斯蒂娜的家（位于福斯特城）和我的家（位于斯科茨谷市）周围画了大小相等的两个圆圈，在两圆相交处，位于库比蒂诺市的斯蒂文斯克里克大道正好就处在中心位置。任何人开车过来都不会超过30分钟。

任何人是指哪些人？当然包括我、克里斯蒂娜和特。我们的临时首席技术官埃里克·迈耶带着法国人特有的鄙夷打量着他那杯泡沫过多的卡布奇诺咖啡。鲍里斯和维塔·德鲁特曼是一对乌克兰夫妇，他们的口音很重。埃里克向我们保证，这两个人都是写代码的天才。里德也来了，难得他不用留在普雷公司的办公室里。

我们不得不在霍比餐厅见面，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处境既奇怪又尴尬：努力朝着真正建立一家公司的目标迈进，却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甚至连办公场地的租金都拿不出来。我、克里斯蒂娜和特仍然在普雷公司工作，让大家成天在我们那儿进进出出也不太合适，毕竟这支团队是在为另一家公司工作。所以我们就在下班后或者午休时间溜到霍比餐厅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讨论我们未来的公司：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动。

克里斯蒂娜和特花了很长时间做市场调研，上沙拉的时候，她们会给我们展示调研结果。“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去了15家音像店，以下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特说。接着，克里斯蒂娜拿出了她按照自己的设想对网站界面进行的初步设计。鲍里斯和维塔会跟埃里克挤在一起，用一种非常高级的语言谈论技术细节问题，我不是每个字都能听得懂。我通常同时做三件事。当我的身体坐在桌子边，听着这些对话时，我的思绪却常常飘到了其他地方，试图想办法说服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思考公司应该叫什么名字，或者一旦资金确定下来，我们要在哪里办公。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霍比餐厅里。

我还需要一位首席财务官。我看中的人叫杜安·门辛格，他是我在博兰国际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完全符合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专业，曾在普华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工作近十年。在崇尚休闲风格的加州，大家习惯的日常穿着是短裤和人字拖，但他却总是西装革履。杜安身上有许多吸引我的品质，比如小心谨慎、有条不紊，而且厌恶风险，但也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没法下定决心加入我们这支胜算似乎不大的欢乐小团队。他虽然一再婉拒我的邀请，但仍然同意在业余时间帮助我们建立财务模型。他就好像是我们“租来的首席财务官”。

而吉姆·库克的烦恼则跟我的烦恼恰好相反。他最后成了网飞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克里斯蒂娜的朋友，身材魁梧，曾在财捷集团（Intuit）从事金融工作多年，脸上总是挂着大大的、憨憨的笑容。我挺喜欢他这一点，因为在创业界能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他非常想当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吉姆看起来倒也确实符合这个角色，他整天穿得像个银行家似的：熨得笔挺的西裤、挺括的衬衫，所有的衬衫都是浅蓝色的。他做事井井有条、注重细节，效率也很高。与杜安不同的是，他对于冒险创业习以为常。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凭这一点，他就很适合做运营，也就是去钻研我们要如何采购、存储和运输DVD。

但是他不同意做运营。我在和他开了几次会之后才意识到，他整天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绝不仅仅是乐观主义，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当我在谈判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我的策略就是叹气，表现出自己很疲惫、很忧愁，让对方觉得自己像个让父母失望的孩子一样。大家都知道那句老话：我没生气，我只是对你太失望了。而吉姆的策略就是向我咧嘴一笑，那笑容简直让人瘆得慌。

但他的策略没有成功。吉姆在10月正式签约担任我们的财务总监及运营总监。最后我才意识到，他对“财务”这个头衔比对实际的工作更感兴趣。我通常对“头衔通胀”持谨慎态度，尽管这看起来似乎是零成本，但它其实暗藏着高昂的代价，因为它会导致一连串过度晋升。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决定取消副总裁的头衔，至少在公司创立之初不设这个岗位。他们都只能是总监，头衔必须直接反映他们的实际工作职责，而不是他们想做什么。不过吉姆是个例外，有点儿违规是不可避免的，他对公司太有价值了，不能因为区区一个头衔就失去他。所以，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给他加上了“财务”这两个字，但同时也让他明白，有了杜安的加入（尽管只是暂时的），我们目前真正需要他的地方是运营。首席财务官的头衔会有的，他只需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我必须为吉姆以及我们其余所有人找到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我们需要一间办公室。我非常渴望把公司建在圣克鲁斯，渴望打破硅谷的惯例，不想搬到森尼韦尔或者圣何塞市千篇一律的办公园区去。圣克鲁斯对我更有吸引力。这是一座海滨小城，是个适合冲浪的小镇，仍然充满一股20世纪60年代的气息。小城里的居民数量甚至还没有路上开的大众汽车多。作为一座城市，圣克鲁斯的主流精神与硅谷“不惜一切代价谋发展”的模式背道而驰。在圣克鲁斯，大家反对开发，反对拓宽道路，不希望城市繁荣发展。

在圣克鲁斯山脉的那边，发展就是上帝。但在圣克鲁斯，谈发展会显得很粗俗。

我想让我的公司也能沾染一点儿圣克鲁斯那种安逸悠闲的气质。我不希望吸引的是山那边那样的一群技术工人——年轻气盛、壮志满怀。我想要的是思想自由且能略微跳出条条框框的人。我希望这次做的事情能有点儿不一样。

我希望自己和同事们都能平衡好工作与生活。我喜欢圣克鲁斯蜿蜒的小路、翻涌的海浪，想拥有一种更放松、更惬意的生活，不希望每天为了去帕洛阿尔托市上班而花两个小时在通勤上。如果要创办自己的公司，那么我希望这份事业能与我的生活无缝对接、融为一体。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来办公室和我一起吃午饭，也希望我傍晚能开车回家和他们共进晚餐，而不是花几个小时在长长的车流中缓慢蠕动。

我去看了圣克鲁斯的办公场地。但在获得资金之前，我们只能选择斯科茨谷市的最佳西方酒店。

顺便说一句，这家酒店现在还在那里。上周我开车经过时，很想再去当年的会议室坐坐。在拥有真正属于我们的办公室之前，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周的时间。我想看看自己的记忆有没有出错——那张会议桌到底有多大？那张磨损的旧地毯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我把车停好，在大楼外面转悠，尽量保持谨慎。但当我透过窗户往里窥探网飞的第一个办公空间时，发现当年的那张长桌和那几把人体工学座椅通通都不见了，就连一直放在那儿的一把水壶，以及水壶周围摆着的几只塑料杯也全都没了踪影。我看到的，是房间里摆满了我们谁也不会用到的东西：一台色彩黯淡的跑步机，一堆哑铃，角落里摊开的一张脏兮兮的瑜伽垫。

时间是残酷的，在科技行业还谈什么纪念碑呢。

万里挑一的米奇

那年夏天，我在吃午餐上花了不少时间。除了去霍比餐厅，我每个月还会开车去几次伍德赛德，一直在试图讨好一个名叫米奇·洛的音像店老板，想赢得他的支持。

我第一次见到米奇是在拉斯韦加斯视频软件经销商协会（以下简称VSDA）的年度会议上。那年6月，我凭着直觉去参会了，除了做最普通不过的调研外，也没什么其他真正的计划。考虑到我们正打算开展一项专注于视频租赁的电子商务业务，多深入了解一下视频租赁行业似乎更稳妥。我内心深处期望的，其实是能找到一个销售用于经营出租店的某款软件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软件改造一下，用以线上运营。

我必须得耍个花招。VSDA是一场“交易会”，这意味着它表面上只对行业内部成员开放，不面向普通公众。所以，在出发前往拉斯韦加斯之前一个月左右报名参会的时候，我就假装自己是“加州斯科茨谷伦道夫视频公司”的总经理，尽我所能地回答了问卷上的问题：

员工数量：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