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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3页）

“可是我确实有这个印象，而且很肯定，大概是从上下文里面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脑海里果然浮现出一些字句，正是这句话的上文，便将它们写在这句话前面，组成了这么一段：

“昨夜风急雨骤，梦中又见瓶梅与健健，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阖家团聚，天伦之乐，无不欢颜，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

方丽华歪着头看着我写完以后，狐疑地问：“这些文字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好像不是书……这些文字好像是用钢笔写的……”

“那……会不会是一封信？”

“也许是吧，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发现方丽华神色有些异常，便问：“你怎么啦？”

“我……”方丽华很不自然地笑着，“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的口气有点像……有点像我父亲……我们家正好三口人，我和妈妈的名字，还有贫血，都对上了……但是，”她指着“孝弟”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后面的话我还有印象……”

方丽华叫我赶快写出来。我边回忆边写，在笔记本上增添了这么一行文字：

“我闻之甚喜，伊丽莎白亦表欣然之状。”

我觉得后面还有内容，正想接着写下去，方丽华却说：“伊丽莎白？看来这个家庭还有个外国人呀！算啦算啦，别往下写啦，跟我们家风马牛不相及。”然后自嘲地一笑：“我们家又不是联合国……”

第二部（17）

星期一晚上，寒流随着强劲的北风袭来，校园中的行人纷纷缩着脖子一路狂奔。我刚奔到图书馆门前，意外地发现方丽华在等我。

“舒雁，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顶着大风交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啥也没问，跟着她直奔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进去后发现里面已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坐在第一排靠边的地方，头碰着头正在窃窃私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睬。

我们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来，跟他们形成对角线的两端。方丽华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我写的那几行字，放在我面前。

“舒雁，上星期六我把这个笔记本带回家，给我母亲看了。她一看就说，这些话一定是我父亲写的，时间就在我与母亲回到北京以后。那时父亲只身留在嘉平，你看到的这些话，可能就是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家信。”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难道你们家真的有个伊丽莎白？”

“确实有过，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父母在嘉平的时候，养的一条小哈巴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探究地看她一眼，但她满脸凝重，毫无笑意。

“我妈说，那小狗挺逗人喜欢，一举一动有点贵妇人派头，我爸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我妈回北京时带上了这条狗，可是它在半路上掉进长江淹死了……”

“既然淹死了，怎么可能有‘欣然之状’？”我禁不住笑起来。前排那两个情侣受了惊扰，两副眼镜一齐转过来，愠怒地向我们瞄准。

“咱们出去谈吧。”方丽华说。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此时一概关门熄灯。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丽华看着窗外随风狂摇的树枝，很沉静地说：

“舒雁，我是认真的。我父亲这些话，写的不是他的一个梦境吗？伊丽莎白淹死的事情，我妈没给我爸说，怕他因为这事连带着想到我们母女在路上多么危险，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多么艰难。我爸有点多愁善感，妈对他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爸一直以为伊丽莎白还跟我们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不明白一个梦境有什么好分析的，正想开口插话，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还有‘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这句话，我妈一看就明白了：说的是爸爸以前住的老宅子。那宅子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各挂着一条横幅。西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忠信’两个字，东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孝弟’。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他们经常在东厢房一起看书，聊天，那条横幅下面摆着个茶几，所以他们也经常‘在孝弟之下饮茶’。其实我们回北京后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爸爸心里想着的还是老宅子——他对那里印象太深了，所以日思夜梦……”她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声音里有了几分急切，“舒雁，你能不能回忆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封信的？”

“让我想想吧……”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要接上那天被打断的思绪。然而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念头比较清晰：她父亲一定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直接问父亲就可以了，用不着叫我回忆。

“别着急，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慢慢想也可以。”她温存地说，带着一种善解人意的体贴。我心里就柔柔地荡了一下。

“方丽华，你好像有些难过……是不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去世……”

“不是这样……”她凄然一笑，显得楚楚动人。

“总之我希望你不要难过，好吗？”

沉默片刻之后，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将辫子“整理”一下，轻声说：“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没对其它人讲过，但是我今天决定告诉你……”

就这样，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冬夜，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走廊端头，这个心爱的姑娘突然向我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从而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方丽华的，因为她与父亲在嘉平离别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父亲本想同她们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但被嘉华大学一个要好的朋友挽留下来了。那朋友在父亲任教的历史系当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许多教师纷纷从大后方返回家乡，系里很缺教师，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亲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帮他一个忙，父亲却不过情面，便答应了。于是，她和母亲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