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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1页）

杨阳说：“惭愧，我虽然发表了几篇作品，但都是小品，豆腐块，而且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一篇小说在《长安文学》上几乎是原貌登出来了，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显得过于幼稚，不大气，原本那个构思再深入一点会更好。我说这些，是想告诉诸位一个道理，作品的成功与否，现在的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对作品内在思想的挖掘深度上面，这是一个很考验作者智慧的问题，在达到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后，作者的思想深度将决定作品的一切。”

沙龙里的活动几乎回回都是这样，由谁先说出一个观点给大家听，然后由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试图反驳，一个谈话主题往往到最后就偏离了原来的意思，但没关系，人在无拘无束的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以后，还是很痛快与兴奋的，尽管他们还都不是什么著名人士，但言语中也不乏真理的闪烁，而且一个充分的谈话环境，对人的思想是十分有益的。至于每个人在那种你来我往的论辩中能吸取多少于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全凭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

这次沙龙辩论，让罗杰了解了一种新的‘玩文学’这个名词，罗杰感到它的背后一定代表了某种趋势，他认为他下来以后应该深入地琢磨一下这个问题。虽然他直觉感到这个词所传达出的消极趋势，也许代表了七十年代新一类年轻人对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太虔诚的态度，但放到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中，仿佛可以感觉到经济状态对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谁能一下子说清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杰觉得他今天的判断可能有点武断，他觉得他得先把这个现象，也就是‘玩文学’这个现象再往深地弄一弄，才能作出更有说服力和接近真理的判断。

朦胧诗现象还只是文学领域在八十年代初期结束了伤痕文学后的一次新的思想体现，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它几乎构成了那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但是，在社会思想领域方面，人们开始在经济复苏的萌芽阶段对以往的很多问题进行反思了，比较著名的有严家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他写了一部著作叫《文化大革命史稿》，书中披露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时的革命浪潮淹没的历史真实，有些情况非常残酷，也很复杂，书中已经开始对毛泽东本人作出个人的批判与理解。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让罗杰很赞同，他原先有许多理解深埋在心中，只因为他不掌握有效的史料而没能系统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只是凭他少年时代的理解和记忆产生了许多怀疑，现在在严家其的书里找到了共鸣点，他认为生逢其时，还有另外的人可以和他在思想上非常接近。

严家其是个学者，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其犀利的观点很快就让全国的许多人认识了他，被誉为思想领域里的精英人物。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敢于向权威发起怀疑，并且表现得非常猛烈，他对启迪中国人的思想起了一个很及时的诱导作用，个人的观点开始被历史重视，起码被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认识和理解。

据说严家其后来进了政治局政策研究精英小组的班子里，负责对历史上的现象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事，罗杰印象中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是国家总理赵紫阳很赏识这个年轻的锋芒很劲的学者。又据说当时的赵紫阳手下有一帮子思想激进且又有胆识的学者充当他的智囊团，时称“精英政治”。

焦建成主持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电视片《望长城》，开始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纵向的探讨和批判，推进了中国人的反思高度，人们从电视片中理解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发展脉络，看到了消失的古老文明的脚印，让人们为历史唏嘘不已。

罗杰在《望长城》中了解了古楼兰灰飞烟灭的历史事实，看到了丝绸之路的荒废和胡马踏中原后给中国版图造成的混乱，这些都与以往的历史书籍上的观点有所不同，罗杰并不去判断孰是孰非，他只是感到不同的观点所带来的思维的多样化对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冲击是万分难能可贵，他为这种局面而兴奋，他认为这是中国开始走向开明的标志。

后来的电视片《河殇》更加进一步提出海洋文化的观点，说明中国固守的黄河文化是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大潮的根源，是中国人自己不开明，甚至放弃与世界沟通，是大国沙文主义的祸首。《河殇》批判的是古老中国自恃高度文明而拒绝接纳新思想的大陆文化，批判的是它的高度发达之后的保守和不思进取，进而向往蔚蓝的海洋文化，也就是全面开放视野，解放思想，勇于与资本主义进行正面而且全面的思想接触。

在电视片的制作方面，这段时期在思想领域的引导到《河殇》之后戛然而止，显然又是一种权利的干涉。

权利之于人的思想探索方面的干涉，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事。

可叹的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尚不习惯冲破这种权力干涉，而实际上这种权力过于强大，一般学者也奈何不了它。

罗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他发现在中国的思想领域，搞颂扬的探索非常之方便，而且容易形成长期的惯性，而一旦出现批判的思潮，往往不能持续很久，总是很快地被拦腰切断，然后被权力的代言人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反对的声音总是这样的命运，让人觉得政治是件很讨厌人的事，不由得人不暂时屈从。

因此，处于中国政治思潮极度不正常的环境下，文学上的朦胧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的政治的怀疑，和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困惑，所谓的朦胧诗在日后看来，更多地表达了诗人们的失望和愤慨，当时也只能用晦涩的语言表述一下胸中的郁闷罢了。

不过，总有人有爆发，要站出来抗争，几年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前所未闻且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那是1989年的事，现在距那个未来还有一段时间。

宝鸡市的改革进程早已经启动，只是人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一切工作程序好像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基层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原有的生产状况远远不能跟上全国的形势，沿海一带人们的工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影响了宝鸡的企业里的工人的劳动热情，而政府部门又没有什么现成的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所有的重大决定还是靠中央和省上的文件精神来做出，实在没有什么自己的高招。

变化动静最大的是十二厂。他们按部级企业的改革办法全面进行了人员整合，将车间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一线工人全面清理出生产岗位，愿意留在厂里的都分配到辅助岗位，工资提升到二百元左右，不愿意干的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高于原工资标准三倍的退休金待遇，一般最低也拿到了三百元。而生产第一线岗位也取消了国家的八级工资制标准，按岗位的不同定下固定的岗位工资，说是几十年不变，岗位工资标准按沿海发达地区岗位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计算，不分工龄与年龄，一律持平，这样，每个在岗位的工人一下子就达到了平均四百元的工资，这比按国家的调资政策涨工资要快高得多。

十二厂的劳动效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并且它的影响也给市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毕竟，象罗杰他们厂，虽然是盈利企业，但全厂的平均工资尚不到百元，原本寄希望于引进项目带来收入的增长，现在看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引进项目在缓慢地进行，工人的收入也在国家一次又一次的调资政策的落实中而十几块、十几块的缓慢增加。罗杰的工资收入就是在这几次调资中由原来的三十八元而涨到五十七元，相比十二厂的老同学，相差三百多元，而且他罗杰还是上过中专的国家干部。

就是茹婷在工会工作，没有在生产第一线，拿不到四百多元，也拿到了将近三百元的辅助岗位工资，就这样，茹婷还有点后悔当初从车间出来到工会工作。

社会分配的差异还是让宝鸡市的领导们紧张了一阵子，市属企业的工人们明显产生了消极怠工的现象，而且还很普遍。其实政府的干部也有苦衷，他们的工资是严格按照国家干部的标准发放的，比企业的工人高不了多少，而且还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不像企业的工人还有奖金可以挣。一些有门路的干部开始想办法往企业里跑，挑一些好的单位往里挤，或安排自己的子女到效益好的企业里去。

罗杰他们厂就来了一个青年到厂宣传科当干部，他是市工业办一个头头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中学教书，也是因为觉得当教师太清贫，就找门路调到他们厂了。

说来凑巧，这个人也喜欢艺术，而且兴趣广泛，书法、摄影、文学，样样都能来几下，很快就和罗杰打上了交道。

对于罗杰他是知道的，他以前认识时光和陈新怡，从他们那里知道罗杰的水平还不错，就是有点儿不可理解。别的文学青年但凡有一点进步就会不停地投稿，争取把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印的东西，算是扬名立万了，自我肯定了，而这个罗杰却很少投稿，他好像不太看重他是否能发表什么东西。按说宝鸡市发表文章的文学青年不少了，他还认识好几个，但却没有罗杰的名气大，凡是看过罗杰文章的人都不能不佩服罗杰的文章老到，在这一茬业余文学青年里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创作形式全面，什么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样样都行，据说罗杰还能写剧本。要是罗杰把他的文章换个知名作家的名字拿出来，不会有多少人能看出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他觉得罗杰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一来到厂里就打算认识罗杰，好在他是宣传科的干部，了解这方面的人才是他份内的事。

罗杰并不知道现在厂里办公楼上有一个新来的人对他感兴趣。

第三十四章

他这几天恶读了大量的朦胧诗，想从中发现中国朦胧诗的发展脉络，结果让他很失望。诗作中比较好的仍然是传统的现代诗，那清新的句子和激荡的诗魂，与所谓的朦胧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罗杰在不知是那本杂志上读到这样一首诗，罗杰的感觉是这诗朦胧到狗屁不是的程度了。

诗是这样写的：“啊，列车带着／飞奔的轮子／轧过交错的钢轨／飞离了前行的路基／朝向远方的少女奔去／没有停下的列车／继续向前／我却留下来／吮吸少女的青唇／一刻的电流打开／我记忆里的流岚／我不认识自己／却看见远方的大厦／那是我要去的地方吗／那里有我的新娘吗／我却留下来／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因为列车已飞奔远去。”

想想也是，它好像还有点意思在里面，但已经完全不是诗了，只不过是一段呓语，用诗的节奏分行表现出来。这是这个时期大量的诗的写照，若干年后再有人看到它，不知道会怎样评说这个叫诗的东西。

反正罗杰是强忍着心中的不痛快，大量地读了类似的东西，到最后实在是觉得胸口发堵，一阵阵恶心，仿佛要呕吐，才终止了这种恶读行为。为此他有好几天一看到分行的文字就条件反射似的想闭上眼睛逃避，等他睁开眼一扫，发现那是文件中的几个重要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