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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自然哲学歌德式的想法（第1页）

“拿破仑传（全新升级版）（..）”！

怀疑论自然哲学歌德式的想法

终其一生，对造物主的思索，一直困扰着拿破仑皇帝的想象力。这位人类的统治者无法释怀，世上居然有一个统治着人类的人。他从未视自己为神，他嘲笑一切神化他的传说。但是，有一股强大得不可控制的力量——不管称之为上帝、命运还是死亡。自信和想象应怎样才能逃离其中呢？

首先，摒弃教条。“我坚信，另有许多狂热分子宣称自己为先知或者弥撒亚，并因此被处死。耶稣只是其中之一。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人。对我自己而言，我从《新约》转向《旧约》，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摩西……此外，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谴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宗教呢？我不相信真的有上帝在赏罚世人，因为我看过老实人遭遇不幸，而恶棍却屡屡有福。看看塔列朗，他一定会寿终正寝……如果一个忏悔者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我，使我受制于他，那么，我又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呢？想想在这样的职位上，一个流氓会有多大的权力啊……”

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如一。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不做弥撒，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拒绝所有的宗教。在其一生中，拿破仑都不承认奇迹的存在。他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健全的理智、勇气、齐心协力，以及人类的知识和想象力。他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迹。他告诉一名部下，要让两百万人同时在“摩西之井”解渴，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有理的。

他丝毫都不惧怕末日审判。他不谈论道德，或者最多由于一些政治原因，他才会提及。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最后日子里，他有一次与亲信夜谈时，曾说：“如果我能把我的烦恼向上帝倾诉，并且期待从他那里获得快乐和救赎，我们会是多么快乐啊！难道我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吗？我一生的功业不同寻常，从没犯过罪，不担心直面上帝，等待他的判决。我从未有犯谋杀罪的念头。”

正因如此，在身陷不幸之时，他也没有动摇。在死前五年，他说过，希望在没有神甫的情况下死去，但补充说，没有人能确定在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会做什么。事实上，这颗铁石之心至死不渝。

不过，他关于创世之说的想法也在逐渐变化。就如同革命家变成王统主义者，他也从唯物主义者变成有神论者。但是，这些都是渐变，而非突变；它们只是他基本看法的扩展。在其一生中，他意识到万物通过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而存在：“当出去打猎，我会把鹿切开，看看这只野兽的内脏器官和人类的有多像。人类只是一种比狗或者树更完美的生物。在这个链上，植物是第一环，而人类是最后一环。”要知道，拿破仑并没读过歌德的《形态学》，或者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事实上，他曾经拒绝接见拉马克。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心理—生理”方面的推理。在圣赫勒拿岛的一次圣诞演说中，他道出了以下的疑问：“上帝居然让一个反复无常的统治者将成千上万的人驱往战场，为他而死。这如何让人理解得来……儿童的灵魂在哪里呢，或者疯子的呢……什么是电力、流电、磁性？自然界的奥秘尽在于此。我倾向于相信，人类是液体和大气的产物。大脑把它们吸进去，然后给予生命，灵魂由此组成。死后，它们回归空气，再次被其他大脑吸入。”在说完这些歌德式的想法后，他被自己的冒失给吓到了。他突然停了下来，而后，就像一个军人面对另一个军人，他说道：“哦，好，我亲爱的古尔戈，当我们死去之时，我们只是死了。”

伴随着这般怀疑论的是他脑中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有神论。对否定上帝存在的拉普拉斯，拿破仑说：“你应该比任何人更准备好去承认上帝的存在，因为相较于大多数人，你曾经见证过上帝的奇迹。如果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上帝，这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的认知能够如此超远。”还有一次，拿破仑说过：“我们信仰上帝，乃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证实了他的存在。”在圣赫勒拿岛，他也说过：“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即使我的理智还不足以理解他，但我内心的感觉使我确信他是存在的。我的性情和我的感受是一致的。”

这样一个灵魂怎么才能与命运抗争呢？因为他的自信使其相信，没有人能打败他，是故，他只能将自己的战败归因于命运。然而，在最终被推翻前，这种天命观长存于他的头脑。它伴随他的一生，正如其他人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敬畏、奉献和信仰。怀着对命运的信仰，拿破仑发动了英勇的斗争。在其飞黄腾达之际，他感觉自己身披盔甲：“我的灵魂坚如磐石。闪电不能击毁它，只能徒劳地敲击着它。”他曾更诗意地表达他的反抗：“如果穹庐崩塌下来，我们就用矛尖抵住它。”

然而，这样的反抗情绪非常稀罕。总的来说，他还是屈从于命运的。这从他说过的许多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以下是其中的三个例子：“万事自有定数；我们的时间都已经被安排好了，没有人能延迟它……没有人能摆脱宿命。”他对魏玛公爵夫人说道：“相信我，有天意引领着这一切。我只是它的工具。”对约翰·范·缪勒说：“从根本上来说，万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受制于看不见的手的操控。我能变得伟大，只是因为有命星的作用。”从这样的比喻中，我们能够看出拿破仑所具有的上帝意识，以及依赖于上帝的感觉，交织成对自身使命的自豪感。在这些时候，从他身上发出了先知的光芒，但他精力旺盛，由此自信满满，以至于将光芒都掩盖了。

然而，比起他人对上帝或者护身符的坚信，拿破仑远没有信仰其命星。他不能忍受有人将他的功绩归因于红运当头，从而贬低了它们的伟大之处。所以，他比其他人更不迷信。路易丝给他带了一把珍贵的刀，但是犹豫是否要给他。拿破仑一把接过，说：“不用担心，除了面包，它砍不了什么东西。”他因为约瑟芬去请人算命而斥责她，但是之后出于好奇，又询问她算命师都说了些什么。他想要延迟几天再签署普雷斯堡和平协议，这样就能与恢复使用大革命前的旧历重合。但是，他没有下令这么做，而宁愿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这将使我非常高兴”。1820年，听闻施瓦岑贝格去世时，他如释重负。因为在施瓦岑贝格宅邸，为庆祝拿破仑再婚而举办的舞会上发生了火灾。拿破仑把它视为对自己不利的征兆。如今，施瓦岑贝格已死，他不安的情绪也暂时得到了解脱。

除了这些琐事，在拿破仑功绩赫赫的一生中，我们没有听过，二十年里有哪一天，他会因为迷信而拿定、推迟或者更改主意。但是，出于政治和修辞的目的，他老练地使用了“命星”和“命运”等词汇。因为他想要在欧洲人面前展示“命运之子”的形象，对待像亚历山大这样容易听信他者的人，他试图通过以下说辞来施加影响：“按着命运的要求去做我们的事，沿着不可抗力指引我们的道路前进，唯有如此，才是明智之举。”他喜欢搬弄命运、境遇和机遇等意思相近的概念；尽管他认为命运或多或少有些晦涩，他相信能通过数学般的精准，来计算出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些事上，必须小心翼翼，避免失误，因为一个小疏忽都可能改变整个结果……对智力一般的人来说，偶然性总像个谜；但对聪明人来说，它会变成事实。”

有时，他会把天赋、命运和力量混为一谈。当他说“我相信运气、天赋和守卫能保护我免遭谋杀”时，他表现得像个精力充沛的宿命论者。

本着这种昂扬的精神，他坚定地沿着生与死之间的道路大步前行。

有一出现代悲剧描述了一个寻死男子的故事。对此，拿破仑说，人物刻画得很好，但不自然，“一个人必须有生的意念，也必须知道该怎么死”。这就是为什么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反对自杀：起初，在一篇文章里；然后，在议事日程里；最后，他反复申明自杀是懦弱的行为，尤其是在不幸的时候。认真研究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第一次退位前企图自杀的故事是荒诞不稽的。主要的回忆录都没有记录这件事，而我们所听到的记述都是二手的材料，不足为信。在最后的战役里，拿破仑确实有意像一名军人一样捐躯沙场，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服毒自杀。

不只是滑铁卢战役之后，待在枫丹白露宫的日子里，他才感到烦闷。从十六岁时所写的日记中，以及三十岁时从开罗写给兄弟的信中，均可略窥一二。而后，在飞黄腾达之时，这种烦闷有所减少。有些人会问，天才是否快乐？他们终将不得不同意，拿破仑这个天才生来就与快乐无缘。在他生涯的巅峰时刻，他也有些许满意，甚至崇高的时候。但是，也有疑惑不解的时候：

“为了法国的安宁，”波拿巴在卢梭的坟旁说，“如果这个人从未出现过，那么，情况将会好很多。”

“为什么呢，执政大人？”

“他为大革命铺平了道路。”

“显然，您是不会谴责大革命的吧？”

“时间会说明，如果没有卢梭或我，这个世界的和平是否会更好。”

渐渐地，这些怀疑消逝了。然而，他从未摆脱过恶魔般的孤独感。在他向上翱翔时，这种感觉不断增强，将他引向更寒冷的高度。“有时候，生活不堪忍受。”由于大海对其并不友善，因此，只有一个地方让他有家的感觉，这就是沙漠。对他来说，沙漠是无限的象征，是一种崇高的空虚。当平凡生活的多重影像幻灭之后，展现在他面前的就是这种空虚。

独坐在包厢里观看悲剧，这时候，他才能从重重思想迷雾中解脱出来，也才会乐而忘忧。

除了悲剧，没有什么可以恢复其内心的平静。因为，他比大多数人付出的爱更少，是故注定是可悲的孤独者——这是他必须为其自大而付出的代价。“世上并没有快乐或者不快，”他说，“快乐之人的生活就像一幅画，在银色的夜幕下点缀着黑色的星星。而不幸之人的生活也像一幅画，在黑色的夜幕下点缀着银色的星星。”然而，显示出他心灵孤独的并不是这些英雄般的画面。他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中所发出的心酸之声更能打动我们：

“你难道不明白吗，考兰科特，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召来的人民却想要享乐。这些可怜虫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在获得他所渴望的平静生活前，是不得不去战斗的。我自己呢？难道我没有宫殿、妻子、子嗣吗？难道我没有因为各种可能的压力，而使自己疲劳至极吗？难道我不是日复一日地工作，把生命贡献给祖国吗？”

他把一生献给事业，而这事业他将之称为祖国。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曾以略带哀怨的、高度自嘲的声调说：

“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个世界扛在肩上。这真是非常累人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