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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纵横地产雄韬伟略成就地产大亨（第2页）

1966年，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民众的反英情绪日渐高涨。英方恐惧剧增，采取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动荡的局势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四处流传战事将起，于是引发了自“二战”后香港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人心波动，抛售套现造成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狂跌不止。

众多企业家、商号等有钱阶层，纷纷低价卖产，争相抛售，跑到外国另谋发展。但是同样忧心忡忡的李嘉诚却并没有选择立即放弃，他以自己独到的政治眼光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1966年8月，李嘉诚渐渐从不同渠道获得来自内地的消息，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他果断判断：“五月风暴”不会持续太久，香港是内地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现状会趋向缓和，动乱是暂时的，港人“弃船而去”，正是“人弃我取”、发展事业的大好机会。

故而，在同行们面对局势还一筹莫展之际，李嘉诚镇定地冒“有把握”之险，集中了主要资金和主要力量，做出惊人之举：采取“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策略，趁机抢占市场，低价大量收购廉价地皮、楼宇，并在观塘、柴湾等地兴建大厦，全部用来出租。积极积聚力量，等待发展时机。

众人冷眼旁观，以为李嘉诚毫无疑问会栽一个大跟头。然而，另众人瞠目结舌的是，李嘉诚的判断再一次中的。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了1969年。1969年，曙光突显，局势开始好转，危机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离港人群再次回流，重新抬高地产、物业价格。香港百业复兴，地产更是炙手可热。

1971年，中国内地政治气候转晴，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安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为香港创造了繁荣的最佳时机。此时，善于谋划的李嘉诚拥有的收租物业已从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630万平方英尺的规模。每年租金收入近400万港元，真正成就了“一个跟头翻上天”的神话。

其时，香港民众已经开始恢复信心，政府也竭力发展新区，使之成为新兴工业区……李嘉诚认为，此刻无论是地盘、资金，抑或是环境、政策都已十分成熟，决定全面进军地产业。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了长江置业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其更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自此，李嘉诚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地产征程。

历史往往如此，大起大落，反复跌宕。身在其中，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者多；而唯有能够洞察时世、审时度势而非侥幸豪赌者，才能真正涅槃而生。

目标远大，意指置地

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华人首富宝座的李嘉诚，他的名字已是“成功”与“奇迹”的代名词。在他统领的这个遍及各行各业、资产逾万亿的跨国商业帝国中，房地产业无疑是其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1971年以后，内地政治气候趋向好转；不久中美邦交开始正常化。无论是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中国内地大趋势来看，一个香港社会经济的大繁荣时代无疑正在酝酿之中。

李嘉诚看准并抓住了这一个大好时机，他认识到，他所要发展、经营的地产业，也即当今世界认定的“第三产业”，是一个能够产生无形效益、创造巨大财富的产业部门。

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评论家指出：香港经济由工业化阶段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地产再次纳入众商视线。李嘉诚的关注点却并不在此，他意指置地！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香港地产界“称帝”、“称王”的龙头老大。1889年由英国商人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当时注册资本达500万港元，是全港最大的公司。半个多世纪以来，置地的发展相当可观，已然排在全球三大地产公司行列，在港内绝对处于霸主的地位。此外，置地业务同时涉及食品销售、酒店餐饮等，以香港为主，业务遍布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当李嘉诚刚亮出目标牌，股东席上响起一片嘘声，其中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地产‘巨无霸’？”

李嘉诚并非夜郎自大，空说大话。他很耐心地解释道，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当初来香港时，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是靠着勤勉、精明和机遇而有今日的发达，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李嘉诚深深明白，久盛必衰。他对在座的各位侃侃而谈：“记得先父生前曾与我谈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是如此。久居香港地产巨无霸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栖身，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房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这席有理有据的话却并未收到十分满意的效果，在座各位依然疑窦满满。李嘉诚明白，短时间内让他们充满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长江和置地，两者的差距委实太大了，他要想实现其目标，还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和细致的筹划。

他的对策是，第一，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所以先学习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的置地的成功经营经验。即以收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李嘉诚是这么想的，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嘉诚都以收租物业为主，避过了许多大风险。

第二，置地的核心地盘在中区，而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故而不必浪费精力再去求寸土寸金。既然硬碰硬不可，那就边缘化。即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第三，寻求对比机会。务求一击而中，在地产业闯出名号。

尽管有了如此多的举措和发展方式，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面对当前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形势，为了能让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甚至加速买地，只有两个可行办法。一是借东补西，楼宇未等建成就发布信息，让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二便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这才是最为快捷而有效的途径。

经过与妻子庄月明的商讨，李嘉诚决定，将长江上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决策，由此，长江正式进入正轨。

长江上市，财富狂飙不成问题

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从此，他便与地产和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这与1969年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有了巨大的差别。那时，由于时局震荡中的香港也是摇摆不定，而且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加上当时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华人，把上市公司局限为外资大银行，股市对于香港本地企业集资而言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1969年，这种垄断形式被打破了。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由于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这一举措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四足鼎立的格局。

而如今形势大好，稳定中的香港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各行业的竞争相对体现在寻求发展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李嘉诚的这一构想，正是在公司自身发展与香港股市发展两大需求下的必然决策。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公司改名长江实业后即刻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准备申请股票上市。到了当年11月1日，李嘉诚终于获得批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两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有消息称，长江实业上市后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这个消息实在振奋人心，因为它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意味着上市这个举措的正确性。如此下去，长江财富狂飙绝对不成问题。然而，已经成熟的李嘉诚这次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他吸取了第一次踏入塑胶业的教训，认真考虑当前的诸多因素，以有备无患。

李嘉诚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很清楚，他之所以有第一天的丰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市的兴旺所致，而非众人对长江实业的清醒认知。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还是要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们的既得利益。而且，物极必反，大旺之下必有大亏。而股市的风险早有耳闻，若不及时察觉，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再难东方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