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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五章 宋朝的路（第1页）

当然，说到这，就不得不再次跟大家提一下宋朝了，因为宋朝那时候的政权制度，是和现如今有很大不同的。

因为宋朝那时候是独特的路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宋代地方政府虽然推行也是3级行政建制，但是并没有省，而是于州、县两级之上设路，以总300余州军。

这是因为宋朝统治者鉴于唐代集一道之权于节度使一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分割事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路级设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等四大常设机构，以“婚田、税赋属之转运，狱讼、经总属之提刑，常平、茶盐属之提举，兵将、盗贼属之安抚”。

所以在职能上，有基本和较明确的分工，以确保不会尾大不掉。

并且自始至终严格地贯彻“制军、给食”不可通而为一的原则，即兵财分治的原则。

始终坚持“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的原则，坚持贯彻以转运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监察体制。

因而，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建制的路，也由此分为转运司路及帅司路两种类型。

这两者的职能也完全不同，前者负责一路行政，后者负责一路军政。

至于提点刑狱司与提举常平司，由于两司相继分割了转运司在司法、赋税等方面的事权，而且地位相埒，因而他们也有相应的行政区域。

像是神宗元丰元年以前，同一地区，提点刑狱司路、提举常平司路与转运司路完全一致。

以后，两司为了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能，则将辖区过大、事务繁重的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淮南、两浙等路再细分为东、西两路或南、北两路。

因而，在这些地区，提点刑狱司路、提举常平司路的辖区与转运司路是不一样的。

至于宋代这种独特的路制形成的原因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源于之前的乱世而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这也不是宋朝才开始发明创造的，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这方面的部署了。

的确，转运司路与安抚司路虽然是有宋一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但并不是赵大官家发明，寻其起源，可以说均出自于五代时期。

要知道，在五代时期，除后梁外，后唐以后的4朝均与契丹接壤，为了有效地防御日愈强大的契丹的入侵，在藩镇势力日愈衰弱的情况下，中原各朝不得不在河北、河东沿边驻扎大量的禁军，以守卫冲要之地。

如通鉴卷276天成二年927年四月条就有这样的记载，“时契丹数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间”。

统帅这些边防部队的军职就是北面沿边都部署。

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定州王都反，引契丹为援。

兵败后，明宗为防契丹继续侵扰，任命潘环为“易州刺史、北面沿边都部署”，当然，当时统帅部队的军职不仅于此，但后来的史实证明这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前此统帅藩镇兵的节度使、统帅中央禁军的招讨使，这些在唐代担任统帅的军职都被它所取代。

如后蜀建立后，明宗为防备孟知祥，长兴930年933年中，任命“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

以后历朝承袭明宗之制不改，晋天福五年940年，有侯益“徙镇秦州，充西面都部署”之事。

周显德954年959中，有此3人以节度使而出任方面统帅，所辖兵力王景徙“镇秦州，兼西面缘边都部署”之事。

当包括兴元府、秦州在内的与后蜀接壤州县境内的兵马。

在这里，沿边都部署与节度使相比，更多地具有实职的意味。

这一制度延续至宋，又有新的发展。

像是宋初在西面、西南面与北面均设置了沿边都部署，以防御契丹，吞并荆蜀。

如上引王景，“建隆二年961年春，来朝，太祖宴赐加等，复以为凤翔节度、西面缘边都部署”。

“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长春节来朝，赐宅一区，表解军职，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

韩令坤，“建隆二年，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

所以有人认为，五代与宋初的沿边都部署作为方面军统帅，它上约与唐、五代节度使相当，下则开启宋代一路都部署之制。

而五代的方面转运使的话，大家都知道，五代时期可以说是战乱频繁，所以军兴之际，各朝为征讨设置了所谓的随军转运使，负责调发运送粮草，事平则罢。

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九月，讨伐前蜀之役，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曮任供军转运应接等使。

后晋天福六年，讨伐镇州安重荣之役，设置了镇州行营转运使。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七月，讨伐凤翔王景崇之役，任命李谷为西南面行营转运使。

后周显德五年十月，“世宗谋取蜀，以高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屡发刍粮赴凤州，为征讨之备”。类似之例，不胜枚举。

由于后唐以来中原王朝与契丹的长期对峙和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

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这种军兴则置、事平则罢的随军转运使，而且还在各地区先后出现了常设的地区性的转运使之职。

例如，在河北，早在后唐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北面水陆转运使一职。

时后唐与契丹关系紧张，庄宗以重臣枢密使郭崇韬兼河北重镇镇州节度使，以任圜为成德军节度“行军司马，充北面水陆转运使，仍知府事”。

其后，从唐至周，有马绍宏、刘审交、李嗣源、娄继英、乌震、范延光、刘处让、李谷、王赞等人相继担任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