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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ldo;错杀&rdo;，不弃不杀则可能&ldo;错认&rdo;。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ldo;正本清源&rdo;。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滥杀无辜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ldo;童男&rdo;，妻是&ldo;处女&rdo;，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ldo;野种&rdo;来&ldo;夺嫡&rdo;，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ldo;情种&rdo;来&ldo;争长&rdo;。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ldo;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rdo;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ldo;丘&rdo;，字&ldo;仲尼&rdo;，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ldo;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rdo;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ldo;嫡传&rdo;是否会&ldo;误传&rdo;，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y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ldo;设男女之大防&rdo;。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ldo;男女授受不亲。&rdo;

由此可见，古人的&ldo;设男女之大防&rdo;，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ldo;男女授受不亲&rdo;，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ldo;男女之大防&rdo;。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辱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ldo;节妇&rdo;，被树碑立传，流&ldo;芳&rdo;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ldo;设男女之大防&rdo;，至少对于那些&ldo;意志薄弱者&rdo;，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ldo;y&rdo;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ldo;高明&rdo;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ldo;良善人家&rdo;，对于&ldo;男女之防&rdo;，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ldo;不好意思&rdo;。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ldo;男女授受不亲&rdo;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ldo;打破男女界限&rdo;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ldo;闲话&rdo;。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ldo;生殖崇拜&rdo;到&ldo;男女设防&rdo;，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ji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ldo;文明病&rdo;，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ldo;同性恋&rdo;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