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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会津人柴五郎（第2页）

在斗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天寒地冻还缺衣少食。被迁移去那里的会津人不断出现了病倒甚至是饿死的情况。

柴家的日子当然也很凄凉。

曾经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条已经被冻死了的野狗，年仅10岁的他站在了那条狗边上盯着看了良久，然后怯生生地问自己的父亲柴佐多藏道：“爹，这能吃吗？我饿。”

在会津藩还没被灭之前，柴家俸禄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晋作家还要高，基本算是名门了，因此家风很严，多年以来，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的。

可这一次，他却怎么也严厉不起来了，只是叹了口气，摸了摸五郎的头：“你不要忘记，你是武士的儿子，会津的武士就算饿死，也不能成为萨长的笑柄。”

小五郎看着父亲，咽了咽口水，又点了点头。

明治六年（1873），在斗南所属的青森县县厅的推荐下，柴五郎进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四年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专业是炮术。

跟他同一期的人里头日后很多都混上了军队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当了元帅；还有内山小二郎和本乡房太郎，都成了大将。不过要说最出名的，还当属被后世誉为“日本近代骑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学校毕业后，柴五郎先去当了几年炮兵小队长，之后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时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参谋本部派去北京驻留，在中国的三年岁月里，柴五郎隐约感觉到，或许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未必是炮兵，而应该是谍报人员。

这并非无根据的臆测。话说在华期间，柴五郎和著名间谍福岛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内外城，然后制作出了一份堪称当时最精准的北京地图，据说送回参谋本部后，众参谋惊为天物，并赞不绝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离开了服役十几年的炮兵队伍，正式来到参谋本部，出任了日本驻英国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此时已是陆军少佐的柴五郎奉参谋本部之命，作为观战员前往战场考察战况，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驻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于前一年升任陆军中佐的柴五郎再度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

从数据上来看，截止到此时的柴五郎来中国不过两次，持续的时间拢共也不过三年多，无论是次数还是年数，都无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传的中国通相比。

同时他也并非亚细亚主义者，因此从思想境界上来看，柴五郎亦没有理由对中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他却仍不失为一名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宫崎滔天等历代中国通的中国通。

这不光是因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的人文风土，更因为和其他只看到当时中国官僚堕落人心腐败的那些中国通相比，柴五郎却能发现这个民族的可贵和强大之处。

“中国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

“中国绝非能用武力来征服的国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那么终将走向失败。”

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终结，每当提起中国，日本各界的中国通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中国的那些个已经多到数不胜数的悲催阴暗之处一一列出，然后充满了优越感和蔑视感地讲事实摆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说到现在，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国，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将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样愿意去正面观察优点的，真心属于极少数。

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讲中国好话的才能算中国通，也不是说宗方小太郎他们所说的那些阴暗面都是自己捏造的，可问题在于你连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闪光点都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你又凭什么说自己精通这个民族的事宜呢？

再说柴五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驻了还不到三个月，义和团就来了。

对于这伙人，柴中佐并不像其他各国外交人员那般敌视，当然也并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种幼稚想法，只是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谍报武官的工作职责——将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关于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情报忠实记录在案，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并从中发现，虽然柴五郎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城里头杀人放火的事实，但你在上面却找不到一个带有主观仇恨色彩的词汇。即便是同胞杉山彬为甘军所杀，柴五郎也只是将时间地点人物记在了小本本里，却并无任何对董祥福部的恶言，不仅没有，甚至还很客观地对甘军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可惜的是，由于军官指挥无术，从而使得这支部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事实上，在杉山彬被杀之后，也正是柴五郎无视了西洋列强的撺掇，竭力建议日本政府冷处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后，正如之前所说，各国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绝望，然后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当时日本方面出席的有两个，一个是驻华公使西德二郎，还有一个就是柴五郎。

不过这两人一开始谁都没说话，西德二郎是读书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辈子没摸过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使馆区外头围着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那么多西洋人面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日本人轻易出风头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淡然地看着其他各国外交人员，并准备倾听他们的意见。

结果越听越不对劲，这说好的商讨对策怎么就变成了自杀前的遗言大会了？

不得已，也只能当一回出头鸟了。

柴五郎首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现在北京城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我们和外界亦无法通信，但这并不代表外界将没有任何举措，事实上我想我们各自的政府一旦无法联络到我们，必然会有所行动，关于这一点，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诸君，不要轻易地绝望。”

此话一出，刚才那群还一脸哭丧相想要寻死觅活的外交官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却仍是紧皱着眉头，七嘴八舌地说，就算各国政府出兵来救，也总要时间吧？你是当兵的你比我们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这从下令出兵到杀进北京，至少得一个多月吧？你觉得我们这东交民巷里头的几百士兵外加几千老弱病残，能挡得住外面那十万人马一个月的猛攻吗？

一听这话，刚才才解了愁容的人们，转眼间又沮丧上了。

但柴五郎却仍是面不改色平静地说道：“能。”

“虽然外围有十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义和团团民，他们并非正规军，只是一般农民，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而且手上的武器装备也极其落后，如果只是单纯的攻防战，只要布置得当，我们未必守不住这东交民巷。在很多时候，人数并非战争胜负的唯一条件。”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舍弃希望。”

最后，柴五郎如此总结道。

只有拥有了在极北苦寒的斗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坚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变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历练过人生的民族，才能在无论怎样的黑暗中，寻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这应该就是会津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