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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ldo;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rdo;。一个不懂得&ldo;杀人立威&rdo;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ldo;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rdo;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的好办法。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的过错。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乾隆认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因为他胸怀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ldo;字贯案&rdo;有力地推动了禁书运动。在此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ldo;书局&rdo;，专门负责查缴&ldo;不法违碍&rdo;书籍。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ldo;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rdo;。许多地方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ldo;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rdo;，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ldo;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rdo;在三宝的启发下，各地官员也命令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汉人历来有狭隘的民族观。黄宗羲说：&ldo;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rdo;那些宣传&ldo;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rdo;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ldo;夷狄异类，近于禽兽&rdo;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记载满人暴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的禁书。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针对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ldo;违碍文字&rdo;。他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ldo;错误看法&rdo;。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ldo;女真&rdo;&ldo;满洲&rdo;字样的书当然要求更严。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ldo;女真&rdo;&ldo;女直&rdo;&ldo;满洲&rdo;，甚至&ldo;辽东&rdo;字样的书籍，哪怕只提一个地名，都有违碍的可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ldo;忌讳&rdo;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当然也就处处都有了。在宁左勿右心态的支配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ldo;忌讳&rdo;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请示&ldo;一体送毁&rdo;&ldo;概毁全书&rdo;。

皇帝为什么对民族情绪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的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ldo;我大清得天下之正&rdo;，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ldo;正&rdo;。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ldo;然汉自灭秦，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与鼎革相接。&rdo;（章学诚《丙辰劄记》）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的子民，&ldo;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rdo;？（《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ldo;流贼&rdo;，而非得之于明朝。他们与明朝本是&ldo;邻国&rdo;，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了仇，&ldo;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rdo;。（《大义觉迷录》）&ldo;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rdo;。所以说起来，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而&ldo;我大清&rdo;则是因为&ldo;见义勇为&rdo;而顺理成章地得了这么大一片家业，实在是&ldo;正&rdo;得没法再&ldo;正&rdo;了。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纪录。

满洲人入关，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看到天下无主，才来&ldo;为内地人民服务&rdo;。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从明朝初年开始，他们就经常从汉地和朝鲜掠夺人口，充当奴隶。明宣德八年（1433年），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亲见当时的&ldo;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rdo;。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产，全民皆兵。对外抢劫，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