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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遍，演角色演到忘我。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我以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在依靠了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电影角色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29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同样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是悲剧角色：“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见1948年2月号《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自杀、入狱、被逼发疯、病死街头……阮玲玉演绎这些人物角色，凄苦的眼神，茫然的内心，让看的人身临其境。她因此成为明星，也因此虚无。仿佛一朵绚丽的烟花，她盛放在人们的头顶，包括在她自己的头顶。那是一块僻静而又美丽的地域，她身不由己地到了那个地方，同时也从此倘佯于自己的和社会的期望值之中。这种期望值的指向是她和社会的合谋，如同高高的竹篱笆把她和世界群体隔开了；　一方面她要稳住自己，并且坚持；另一方面；她又感到一种“生命被赋予却无法完成”的宿命。孤独便像蜿蜒的小径看不到尽头。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人。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

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就始终是她的私痛。

这情形有点像一厢情愿的个人单边主义，也如同彩虹。阮玲玉不懂或者想到了却还没有给自己预备起调整能力，她的生存经验只能依赖自己的本色。或许她从心理定位上退回到普通人的不慕虚荣，情形会好一些。偏偏她并不具备这份自信的内心。她的出生经历使得她一直是自卑的，她甚至连客观认知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她很慕虚荣，很计较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份在意对于阮玲玉，无非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些虚假的、让自己自信起来的信息而已，是一种自我虚假繁荣——给人看的要强。却不能真的让自己在客观独对时有能力自信和坚定。自信其实是一种综合积累，并不是人人都有此资格。或者简洁一些狭隘一些，哪怕只是就事论事也好些。可是，她又不愿放逐自己或者不懂得凡事看轻则轻的生存调整，所以，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始终是她的私痛。

有一天，私痛那狭窄的边缘突然沉陷，身侧甚至没有一个可见的伴行者；她只能是连一根稻草都没有了，于是吞服两瓶安眠药，深深地、深深地睡眠。生命也渐渐地由轻而重地沉入幻觉的虚空。

这是阮玲玉的自我困境。在这个困境里，才华和美丽是她身上直观而又神秘的特质。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使得社会在凸显着她的同时也影响着她精神的歧义：社会的偏爱容易让她专注于自我、幽闭或虚荣等等，从而无法把对人生的思虑与眷顾注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

我想，阮玲玉的本意或许并没有想过用付出生命的方式，穿越纷繁的世相，去思考存在，思索女性的生存出路。但由于她的影响力，事实上她是在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时，用放弃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在本质上它标志着女性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眷顾程度，标志着女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此意义上讲，阮玲玉的自杀，象征着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如此，对她的了悟，就像面对初生的婴儿，让生存着的我们更新。

于是我想，所谓女性解放，最实质的意义应该是心理的解放。走向社会、经济独立，不过一种解放的表象罢了，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而快乐当然应该是单纯的：只是因为快乐而快乐，这样单纯的快乐也才是真正的快乐。

然而我盘缠的思绪却没有轻盈起来，就像我的语词和思想永远抵达不到内心的边缘，我也终是不能在时间的河流和溪水中，寻找那属于女性智慧的清泉。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生活本来的不确定性。也由于此，我们每个人便都保留了自己的梦想的空间。

我忽然想起，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开启那些倘佯于旷野要看先知的人：　“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穿细软衣服的在皇宫里。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

是的，他们去到旷野，是要看先知，而不是看在风中摇曳的芦苇。但他们却认得出风中摇曳的芦苇，反倒认不出旷野中先知预备的道路；认得出旷野中的先知，反倒认不出那先知所见证的在他“后来的”、比他“更大的”先知。

这就是人的不知或不智：　“看是看见了；却不知晓。”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不过有些女人靠本能获得这种能力，有些女人靠自觉建立了这种能力，一些女人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既对既往充满怀疑，又充斥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因自我精神的弱势而演变为综合的弱势地位。

阮玲玉让女人们怜悯，并且自醒。这不需要男人们的同情。

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人言可畏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

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

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正是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我否定。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两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