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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第1页）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交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

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交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胡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胡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