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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启蒙时代降临欧洲（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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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启蒙时代降临欧洲

贯穿整个中世纪，宗教在欧洲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到了后来的宗教改革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所有的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的。宗教是有组织的，代表了教皇或者教会高级官员的观点。社会组织有些像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的概念本来是根据职业和功能划分的。正是根据功能来划分社会阶层这种思想，奠定了中世纪的社会理念。在同一个阶层里，就如同印度的同一种姓里，人们是平等的。然而，在两个或更多的阶层之间，人们又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来自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那些在这种制度下受苦的人们，会被告知“等到进了天堂会得到报偿”。宗教就是以这种方式试图来维护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并试图通过谈论来世来分散人们对现世的思考。宗教还竭力宣扬一种被称为“受托人制度”的信条——也就是说，富人是穷人的受托人；地主掌管着土地，是为他的佃农“照管”土地。这就是教会对一种很令人尴尬的情形的解释。这对富人无关紧要，也没有带给穷人多少安慰。巧妙的解释替代不了果腹的食物。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激烈战争，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宽容，还有宗教法庭，这一切都是由于强烈的宗教观点和对立教族之间的偏见而造成的。想一想吧！据说在欧洲，成千上万的女人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而且大多是被清教徒烧死的。科学上的新思想遭到压制，因为它们被认为与教会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这是一种停滞不动的生活观，是不可能进步的。

我们发现，这些思想从16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科学出现了，掌管一切的宗教地位降低了，政治和经济被看作独立于宗教之外了。据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民族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发展——也就是说，用理性来对抗盲目的信仰。的确，人们认为，宗教宽容在18世纪取得了胜利。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胜利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宗教看得那么重要了。宽容和淡漠很相近。当人们特别热衷于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少能对它宽容；只有当他们不太在乎它的时候，才能和蔼地宣称他们很宽容。随着工业主义和大机器的出现，对宗教的淡漠变得更加严重了。科学逐渐侵蚀了欧洲的古老信仰，新的工业和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所以，欧洲人放弃了（当然没有完全放弃）为某种宗教信仰或教义的问题而打碎对方脑袋的做法，然而，他们却会为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互相残杀。

如果把欧洲宗教至上的时期和今天的印度做个比较，会十分有趣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印度经常被称为宗教和精神之国，这种称呼既有赞扬的成分，也有嘲弄的成分。它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欧洲被称为是无宗教的，过度钟情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事实上，就印度的景致都带有宗教色彩这一点而言，这个“宗教的”印度与16世纪的欧洲极其相似。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两者的相似说得太过头。但很明显的是，我们在这里也存在着对宗教信仰和教义过度重视的现象，也存在着把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宗教集团的利益混为一谈的现象，也存在着教族之间的争吵，以及和欧洲中世纪存在的一些相似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西方讲究实际、注重物质，而东方注重精神和来世。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一边是工业化的、高度机械化的西方，尽管它也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另一方则主要是工业化之前的、以农业为主的东方。

在欧洲，信仰自由和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初，书籍对此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人们不敢公开批评基督教。因为公开批评基督教会坐牢，或受到其他的惩罚。一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过高地评价孔子而被逐出了普鲁士，因为他的行为被理解为对基督教的冷落和冒犯。然而，在18世纪，新思想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普遍，讨论这些问题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了。当时，写作有关理性主义和其他问题的最有名的作家是法国人伏尔泰，他曾遭到监禁和流放；最终，他定居在日内瓦附近的费内（Ferney）。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得不到纸和墨水，于是，他便用铅块把诗句写在书的字行之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了。事实上，他年仅10岁时就因其非凡的才能而受到人们的注意。伏尔泰憎恨偏见和不公正，并向它们开战。他最著名的口号是“踩死败类”。他很长寿（生于1694年，卒于1778年），也写了很多书。因为他批评基督教，所以遭到正统基督徒的强烈憎恨。他在一本书中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认真考察，就接受了他的宗教，就如同一头公牛自己甘愿被拴起来一般。”伏尔泰的著作对人们倾向理性主义和新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费内居住的老房子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朝圣之地。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是另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与伏尔泰同时代的人，但比伏尔泰年轻。他生于日内瓦，是日内瓦的骄傲。你是否记得那里有他的塑像？卢梭关于宗教和政治的著作曾引起了强烈的抗议。然而，他的小说以及他大胆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在许多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决心。他的政治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它们在当时的作用十分巨大，让法国人民为大革命做好了准备。可卢梭并没有宣扬革命，也许甚至没有期待革命的到来。但是，他的著作和思想无疑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它们在大革命中开花结果了。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DuContratSocial），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名言（我是凭记忆写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还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教学方面提出的许多新方法，现在的学校都还在采用。

除了伏尔泰和卢梭，18世纪的法国还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我再提一个名字——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EspritdesLois）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大约在这一时期，法国还出版了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收入了狄德罗（Diderot）和其他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有关政治和社会题材的文章。的确，法国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著作被广泛阅读，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因此开始思考他们的思想，讨论他们的理论。于是，在法国，有一股强大的舆论主流发展起来了，反对宗教偏执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人们心中燃起了一种模糊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人民群众，都不想除掉国王。当时，共和的思想还不是很普遍，人们仍然希望他们会有一位理想的君主，就像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那样，他将解除他们的重负，赐给他们公正和一定程度的自由。无论如何，这是那些哲学家所写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劳苦大众在多大程度上爱戴他们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