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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样性优于能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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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多样性优于能力

2011年秋季，《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表明，经过10多年来的不断努力，研究人员最终成功破解了类似艾滋病病毒的逆转录病毒所使用的蛋白酶结构。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成就是一项突破，但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令人感到惊讶。为这一发现做出贡献的国际团队名单中，一个名叫“蛋白质折叠游戏（Foldit）虚无之客小组”的团队被列入其中。该小组是一个电子游戏玩家团体。

“蛋白质折叠游戏”是华盛顿大学一群科学家和游戏设计者开发出来的一项新奇试验，它要求游戏玩家确定蛋白质在酶中的折叠结构。有些玩家还在上中学，而且很少有人拥有科学背景，特别是微生物学背景。数小时内，成千上万的玩家彼此竞争（并且相互合作）。三周过后，他们在微生物学家和计算机未能取得成功的领域获得了成功。该款游戏的共同开发者之一戴维·贝克（DavidBaker）当时表示：“游戏玩家解决了长期困扰科学界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例子不胜枚举。蛋白质折叠游戏不断成功地描绘出其他高度复杂的酶的精准模型。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也采取了类似方法，从简单的数据收集到复杂的问题解决等，通过大众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蛋白质折叠游戏”的另一名共同开发者阿德里安·特勒耶（AdrienTreuille）继而开发了另外一款类似的游戏“Eterna”。在该款游戏中，玩家要设计合成RNA。Eterna的品牌口号十分准确地描述了这一项目的核心前提：“解决谜题和发明药品。”参与Eterna游戏设计的顶尖科学家们设计的方案之后由斯坦福大学进行合成。

蛋白质折叠游戏和本章谈论的其他成就可能将会给我们应对疾病的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呈现出了另一种情形：人们意识到，传统的管理实践经常会在“谁最适合做哪项任务”上大错特错。至少在纳米生物技术领域，将人才与任务匹配的最佳方式并非是让学历最高的人承担最困难的任务，而是要观察成千上万民众的行为，并确定谁最具备完成该项任务所需的潜质。

设计蛋白质折叠游戏的华盛顿大学游戏设计师佐兰·波波维奇（ZoranPopovi）说：“或许你认为，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生十分擅长设计蛋白质分子。”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生物化学家擅长其他事情。但蛋白质折叠游戏需要范围更窄、更深入的专业知识。”

一些玩家拥有识别图案的天赋，大多数人则缺乏这种与生俱来的空间推理能力。波波维奇说，另外一些人有特殊的社交技能，他们通常是那些“没上过高中的老奶奶们。她们擅长让人们摆脱困境，让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有哪家大型制药公司会想到聘用未受过多少教育的老奶奶呢？（如果美国礼来制药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重新考虑、调整招聘策略的话，我们知道有少数老年人是需要工作的。）

特勒耶注意到，他和Eterna小组的其他同事能够“筛选掉数十万擅长解决困难题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以十分高效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完成相应的任务，这并非基于某人的简历，也不是基于“自我选择”的魔力，而是基于游戏生成的成千上万数据点实现的。Eterna颠覆了人们对劳动力的最佳分配方式是命令——控制式管理这一资本主义核心假设的认知。Eterna依赖的是以往被低估的特性——多样性。的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通常认为这很难实现。

2006年6月，杰夫为《连线》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众包崛起”的文章。这篇文章援引图库摄影和客户支持等产业的证据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以及数字照相机到台式实验室设备等技术工具价格的大幅下降的肥沃土壤中孕育而生。杰夫在文章中写道：“业余爱好者、兼职者的努力突然有了市场，聪明的公司发现了利用潜在大众人才的方式。劳动力并不一定是免费的，但成本要比传统的雇员低得多。这并不是外包，而是众包。”

杰夫与《连线》杂志编辑马克·鲁滨逊在一段玩笑中提到的“众包”一词很快就为人们所接受。最初，“众包”这一概念被广告和新闻等行业的人士接受，因为这一概念根植于这些行业，后来又为普罗大众所接受（这个词语2013年首次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作为一种商业实践，众包已成为科技、媒体、城市规划、学术界等领域的标准程序。

与最初的宣传不同的是，众包并非数字时代的万灵丹。但当众包发挥作用时，会显现出近乎神奇的功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乐高集团（LEGOGroup）和三星等公司将公众的贡献融入商业运营的核心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重新确定了传统上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严格区分开来的边界。现在，这已是一层可穿透的边界、思想和创意，甚至是类似于长期战略这样重要的任务都可以通过众包来实现。

这一做法的理论基础在于复杂系统这一新兴学科，众包的“精灵之尘”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样性作用的结果，它在任何大型组织中都会自然地出现。

科学一直都在利用不同类型的知识体系，有效地提取不同学科中存在的多样性。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经度奖”。1714年，英国议会拿出一万英镑来奖励能够找到确定经度方法的人。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将大量精力花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但最终自学成才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获得了奖金。

当然，业余人士一直在为天文学、气象学等依靠大量观察的学科做贡献。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众很少有机会为其他领域的知识创造献策献力。近年来，许多公司、个人和学术界开始利用全球通信网络汇集智慧，并用于解决单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公司或学术实验室通常所缺乏的认知的多样性。

美国礼来制药公司于2000年创办了InnoCentive，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为客户提供高度多样性的知识。InnoCentive将大公司、商业研发实验室以及医学研究倡议遇到的难题公布在网络公告站上。来自大约200个国家近40万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科学家经常访问该网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这些问题并不是普通的科学难题。你绝对不会想到像默克公司这样的跨国制药企业内，成千上万名化学家都无法解决的化学问题，某个得克萨斯大学一年级电子工程系学生能解决。

尽管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该方案切实可行，发布者就将得到奖励，奖金通常在1万美元——4万美元。InnoCentive公司表示，大约有85%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鉴于挑战的难度系数，这样的成功率已经算是高的了。但值得探讨的是谁解决了难题，以及他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成功的解决方案与研究人员卡里姆·拉哈尼（KarimLakhani）口中所称的“领域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说白了，越是外行的人，越可能解决这一难题。

解决难题的人中超过60%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将近40%的人并没有这些学位。事实上，解决最多难题的人类似：加拿大一名杂务工，他为了照顾父母而退学，中断了攻读粒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这听起来也并没有那么令人惊讶。InnoCentive公司公布的挑战通常是聪明的人不能解决的难题。如果一家大型消费品公司想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化合物，它可能会让公司最优秀的化学家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一般都会相信，某个学科领域内最聪明、接受过最好训练的人最有能力解决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的确，通常是这样的。当他们失败时（他们偶尔是会失败），我们会想寻找一名能力更强的，即类似的其他高水平专家。但是，自我复制是高能力的天性，同此前的专家一样，新的专家团队也是在相同的顶尖学校、机构和公司接受训练。这两组同样能力超群的专家团队会用相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产生同样的偏差、盲点和无意识倾向。《差异：多元化如何仿造出更好的组织、公司、学校和社会》（TheDifference:HowthePowerofDiversityCreatesBetterGroups，Firms，School，andSociaties）一书的作者斯科特·E.佩奇说：“能力很重要，但其边际效应会递减。”

所有这些看上去似乎有些令人兴奋，但对于我们如何分配知识资本以及如何让知识资本自由分配有着潜在的影响，就像InnoCentive或Eterna的项目一样。鉴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元化的团队在大多数领域内更具生产力，多样性正在成为学校、公司以及其他机构战略发展的要素之一。多样性或许是好的政治、好的公关的特征，它依赖于个体对于种族和性别平等的责任感，或许会对精神有益。但身处挑战可能极端复杂的时代，多样性同样也是好的管理方式，这与多样性被认为要以牺牲能力为代价的时代迥然不同。

种族、性别、经济背景、规则训练都很重要，但仅仅因为，它们是产生认知多样性的密钥。此外，佩奇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由于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多样性的背景、教育经历或知识倾向中哪些会产生突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差异当作某种才能。而借助这种才能获益则需要耐心和实践”。这会带来挑战，因为无论其优势是什么，多样性是我们通常难以培养的能力，其重要性也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领域。

2015年4月20日，《纽约时报》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学秘密。大量非裔美国男性似乎消失不见了，该数量要远大于寻人的数字。人口普查数据通常不会成为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但这一条却引起了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注意：“150万黑人男性消失。”这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数据新闻组的调查结果，你无须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便能发现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异常。当时，只有大约700万24——54岁的黑人男性未登记，同年龄段的黑人女性则为850万。

“消失”一词会刺激到人们的神经，却能够说明问题。很明显，150万美国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突然被外星人绑架。但他们还是不见了。他们不在教堂，不在厨房，也没有在帮孩子做家庭作业，或在做饭前准备。他们中有大约60万人在监狱中。其他的90万人呢？其中一小部分当时或许无家可归，还有一部分在海外执行军事任务。但目前，绝大部分似乎都已因为心脏病、糖尿病以及最糟糕的流行病——凶杀而死亡，有大约20万黑人男性在人口学家所称的“黄金年龄”遭遇凶杀身亡。

美国黑人女性可能居住的社区男女比例中位数为43∶67。《时代周刊》发现，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性别差距最为悬殊。2014年，这里的警察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之后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北查尔斯顿，性别差距更大，该地的警察也曾射杀一名手无寸铁，名为沃尔特·斯科特（WalterScott）的非洲裔美国疑犯，当时他试图逃跑。

许多人的离开会使得已面临学校、企业、社会结构挑战的社区陷入瘫痪。芝加哥大学两名经济学家最近的研究发现，性别差距会影响男性的责任感和组建家庭，因为他们无须为妻子或伴侣而努力竞争。这反过来则会进一步催生导致黑人男性消失的因素，如帮派暴力活动增多、无保护性行为、自杀等。大规模黑人男性消失的恶性循环会把这些社区变成行尸走肉一般。

人们很难不受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尽管经历了几代人的改革运动，推行了有效的政策，然而陷入困境的社区面临的问题依然顽固地存在，包括教育失败、青少年早孕、营养不良等。这些在头条新闻轮番出现，使我们甚至忘了每一个受害者、行凶者、旁观者他们都是某人的兄弟、姐妹或孩子。

然而，让我们变得无动于衷的力量似乎比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的力量要更为强大。1938年，在“水晶之夜”事件（至少有91名犹太人遭屠杀，超过1000座犹太教堂被毁）发生后不久，一位心理学家采访了41名纳粹党员。他发现，只有5%的受访者认可种族清洗。自此之后，德国人一直努力探寻罪恶与共犯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纳粹掌权以及此后的罪行都是当时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等导致的不可复制的产物。这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被《凡尔赛条约》所羞辱并因此而贫困不堪，引发了暴动、混乱的局面和绝望的情绪。希特勒正是从这片废墟中走出来的，这个独裁主义者提出要恢复秩序和实现国家救赎。希特勒实现了这些承诺，当他的虚无主义意图变得明显时，再反对他已经太迟了。这个故事让许多人感到慰藉。它讲述了足够多的真相而变得令人信服；它赦免了那些低头祈祷其他人会杀死那个疯子的人；它告诉我们存活着的人，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除非它正在这里发生。我们设想将聆听到历史的召唤。当历史没有召唤时，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道德精神完好无损。但历史或许不会召唤，或者你必须仔细聆听才能听到召唤。将多样性置于感知之上——无视肤色的能力评估，但其实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做到过无视肤色——承认战略性要务不会成为社会再分配的唯一标准。办公室员工、卡车司机和医院候诊室里的病人，千禧一代越来越感觉到，正确、获益、有才能并不够，你还必须要做事公正。

指控任何一人与造成100多万人消失不见有关，并非小事。这么做忽略了这个形象模糊的人作为兄弟、父亲、儿子们的特征。我们在一生中都会发挥能动性，但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能动性并不是一种平均分配的能力。本书无法描述种族主义的起因和后果。有两项统计数据足以说明问题：1934——1962年，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12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正如梅尔文·L.奥立弗（MelvinL.Oliver）和托马斯·M.夏皮罗（ThomasM.Shapiro）在他们1995年的著作《黑人财富白人财富》（BlackWealthWhiteWealth）中所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以民众为基础的财富积累。”它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并最终转化成为不同的用途：选择上一所好大学，参加无薪实习，聘请一名好律师将一个前程似锦却偶尔犯糊涂的青少年弄出监狱。这些贷款中有98%流入白人家庭。到1984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净资产为9万美元。而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则不足6000美元。在接下来几十年中，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9年，白人中产阶级家庭资产达到26.5万美元。黑人家庭呢？只有2.85万美元，几乎是白人家庭的110。

肯尼迪大法官在推翻同性婚姻限制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给多数派意见判决书中写道：“非正义的本质就在于，我们在自身所处时代并不一定会发现它。”但在2016年，必须承认，我们比之前更清醒。由于20世纪的种族屠杀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意识中，种族主义的恶果每天都会出现在头版新闻中，我们既不能自称无辜，也不能自称无知。

我们也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清楚地明白历史将如何评价我们。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几年，美国神学家、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帕克（TheodoreParker）在他的讲坛发表了如下言论：

我不想假装理解世界的道德；

天际广阔，我极目眺望，视野仍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