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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名毁津门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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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大人，卑职感大人知遇之恩，也深知此事重大，卑职一定尽力办好。”容闳办机器制造业已经五六年了，先前是满腔赤子之心，恨不得两年三年就把美国英国的全套机器搬到中国来，让国家立即强盛。这些年来，他在办事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他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你拿张纸来，我送你两个字，作为暂时分别的留念。”

容闳忙拿出一张随身携带的棉料呈文纸，曾国藩写下两个大字：“患难”。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余将赴直隶，书此二字送纯甫，以志相交于患难之时也。”写罢，亲手把纸递了过去。容闳激动万分，打开从美国带回的牛皮箱，将它珍藏于箱中。后来容闳定居美国，西方友人愿以十万美金买下这幅字，容闳毅然拒绝。这当然是后话了。

第二件是金陵书局的事，船山遗书的印装即将蒇事。道光十九年刻的《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因错讹较多，而稿本在王家又已不慎被烧，曾国藩便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前几天也已送到江宁来。他又挤出时间，亲自为船山遗书的刷印作了一篇序，现在都一并交给书局赶紧雕版，不用他操心了。只是还有一大批洋人的译书和国内耆儒的书稿，还在等待着刊刻。曾国藩亲到书局去了一趟，见设备简陋的书局里堆放着一叠叠刻印俱佳的船山遗书，他欣喜地翻阅着，把书凑近鼻子边，贪婪地闻着，觉得油墨喷出的气味真香。陪同一旁的欧阳兆熊笑道：“前人说唐诗可以佐酒，你也真像要把这本书吞吃掉似的！”

“小岑兄，不瞒你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便是摒去一切世事，学当年李邺侯那样，到深山老林里去筑一间茅屋，读尽天下书。”曾国藩说，那神情极为虔诚。

“那真是一种绝大享受，可惜你没有这个福分。”欧阳兆熊大笑，曾国藩也笑了。

离开书局时，曾国藩拉着老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船山公的书印得差不多了，这是一大工程，你我都实现了夙愿。其他存局的译稿也都要刻印出来。洋人机巧之心，造炮制船的奥妙都在这些书里，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非要读这些书不可。至于那些耆儒们的著作，也是一生心血所在。他们大多清贫，无力付梓，我们不印，他们将抱恨终生，学术成果也就会湮灭，所以也得刻印出来。马榖山若是不支持，你就写信给我，我给你汇银子来。”

欧阳兆熊感动地说：“涤生，我和你的心是相通的。你才大，干大事，我力小，办小事，总之都要为世人做有益之事。你放心去直隶吧，我之余生便在此书局了。只要有我在，金陵书局就不会关门，马榖山不给钱，我卖田产店铺也要把存局的这批书稿刻印出来！”

两双已变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书局回到衙门不久，赵烈文便引着一个汉子进门来。那汉子挑着两只大木箱。

“大人，欧阳先生给你送了一担礼物。”赵烈文笑嘻嘻地说。

“哪个欧阳先生？”曾国藩皱起眉头说，“你叫他挑回去，什么礼我都不收！”

“还有哪个欧阳先生，就是书局的小岑老丈呀！”赵烈文边说，边擅自叫那汉子放下担子。

“他送我什么礼物？我刚从他那里来。”曾国藩疑惑不解。

那汉子拿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说：“大人刚走，欧阳先生便说，你们看我现在呆成什么样子了，曾大人奉调直隶，一走几千里，今后捎带东西十分不便，船山公的遗书就差两本没完工了，我们何不把先印好的送他一套呢！大家都说应该。于是就装满了两箱子，派我送来。”说着打开木箱，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函书来。曾国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你辛苦了，到大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一函一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了。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么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儿，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的日记也随之叫作《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了二十年了，其中有不少曾国藩的言论。

“惠甫，我本是一个读书做诗文的料子，谁知后来走错了路。”曾国藩今天的谈兴很高，他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往事，“我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唯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我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我有时间读书，我一定要与梅伯言争个高低。”

说罢，一副愤愤不平的认真样子。赵烈文鼓掌大笑起来，说：“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也。大人事业凌铄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仍斤斤计较，要与寒儒一争高下，岂不与汉成帝、明武宗为一类的人！”

曾国藩笑着说：“我讲的是实话。”

赵烈文说：“我于此看出了大人年轻时的英发雄姿，定然不可一世，后来与洪杨争胜负，大概也出于此好胜之心。”

“真给你说对了，惠甫。”曾国藩说，“起兵之初，亦有激而成，不仅要与洪杨争高下，也要与湖南官场争高下。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为惩办几个斗殴的兵痞，长沙绿营竟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此发愤到衡州募勇万众。那时也不过为争口气而已，不意遂有今日。真可为一笑。”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住了，继而又喟然叹息道，“可惜捻战无功，国家亦未中兴，平长毛这点功劳，实不足道。”

“李中堂剿捻成功，用的就是大人的河防之策。他的胜利，就是大人的胜利。”赵烈文安慰道，“卑职想，大人募湘军，后来李中堂募淮军，与北宋韩世忠、岳飞等人募军有相似之处。当年韩、岳自成军自求饷，湘淮军的成功，实基于此。”

“是的。”曾国藩松开握须的手，支在扶手上，将身子挺直，“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绝无人应之。故我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