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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乡里有个大陈村，大陈人穿着在我看来是「古时候」的衣服，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梳着髻的婆婆艰难地弯身，在墙角烧煤，一群鸡在她脚边。

我心目中的「有钱人」，是乡里的医生。他说闽南语，但是用日文夹着德文写药单。似乎知道这外省乡下警察连孩子的感冒药都难以负担，他通常不收钱。而真正缴不起学费时，警察妻就?腆地去向医生借贷，医生把钱放进她手里，说，「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乡下警察兼养猪户的小孩，我，讲一口土气的闽南语，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仓皇撤退的大陈人和闽南渔民的沈静的温柔环抱中长大。帮母亲喂完猪之后，来到父亲面前;这湖南来的乡下警察脱了制服，坐在酱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经被洗得稀薄，几乎就是破烂了。就着电力昏昏的灯，站着，我开始背诵「滕王阁序」。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湾。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务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议会接受质询，青天霹雳而来的不是质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湾人!」当我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当我试图将二二八纪念馆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寻找经营者时，我必须忍受被指为「文化杀手」，「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而时不时，一张匿名的传真信会交到我手上：「中国人，滚回去!」

三年半，不吭声，只是分秒必争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来。我可以面对叫嚣震天，不眨眼、不说话;我的笃定从哪里来?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满面沧桑的渔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声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来的部落女人，那无法与人交谈的大陈婆婆，那在诊室里听贝多芬的医生，那乡下警察和他养猪织网的妻子;这些乡人从未叫嚣，却给过我一生用之不尽的温暖和信任。什么是台湾人?不必由你来告诉我。

简单的公式简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书长王美琇女士用「两种文化想象」来解释台湾目前的社会分裂来由（「人间」副刊几月几日）：一种是「蒋氏政权撤退来台后，在台湾社会不断透过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传播的力量，有意识和有计划的长期形塑台湾人民的民族想象──我是中华民族、我是中国人。」另一种就是「从土地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湾之所以发展出民主，就是由后面「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体想象，与长期党外政治运动相结合，而迸发出推动台湾向前迈进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碍这种能量向前迈进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蒋家政权官方」操弄所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想象共同体」。

既然民主的障碍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象」，作者认为，「要消除台湾内部盘根错节的族群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湾为主体的『想象共同体』，并且尽一切努力去创造何谓『台湾人』（当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象。」

这是一个线条分明的公式：蒋家政权=官方=中华文化=中国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湾文化=台湾人=民主。未来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这条方程式删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会」了。这几乎就是近数年来民进党执政的思维主轴。再度获得执政权，民进党人已经提出要以文化论述来「形塑」台湾文化，这个公式因此值得我们探讨。

公式总是有几分道里的，但是容易失之简单，套在错综的历史和复杂的情感上，就会简化了真相。譬如说，所有对中华文化或民族有所认同的，都是国民党愚民的结果吗?不见得。台湾在国民党来台之前几百年期间，汉文私塾和诗社就很发达，异族统治时，「中华民族」情绪更是一触即发。读一读热爱台湾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据时代的诗吧：「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流过几千年在我的血液里……还给我们祖国呀向海喊叫还我们祖国呀!」或者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家国兴亡有遗恨子孙不肖负前功。」

很多人，或许在历史的演变中抛弃了这种认同，但是也有许多人保留了这种认同，可能由于「蒋氏政权」的洗脑，但也可能由于他喜欢唐诗宋词，因为他向往大山大水，因为他对传统戏曲情有独钟。就好像今天对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见得都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脑一样，文化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东西。那么不管什么原因保留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台湾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视为违背「台湾主体性」，被排除在台湾的乌托邦之外呢?茄萣乡的渔民、老兵、原住民、大陈婆婆、乡下警察，因为历史经验不同，心中的「文化想象」可能有层层纹路齿牙交错，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权利做自己的坚持呢?谁又有资格去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想象?

共识，是要有的，但是共识的达成，是经过自然而平等的沟通交流，还是由现在新的政权「透过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传播的力量，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长期形塑台湾的民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