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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总是徒劳反复的大明海运下（第2页）

“依朕看来，定是因为蒙元时，各省各路均设‘达鲁花赤’为掌印要员，具有定策大权，其职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

“外夷目光短浅，不知海运可兴商利，又怕揽事上身，自然只是推说顾惜民力，以求早日升迁罢了。”

张诚笑着应道，

“皇爷说得是一样，不过依奴婢看来，达鲁花赤这般推搪，也是顾虑甚深。”

“依蒙元之国力，新河从开凿，到建成，到沿岸繁荣，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财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时间，长则要达十数年，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

“皇爷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乱不堪，忽必烈在位时，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

“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

“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后来者一事无成，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这还算是幸运的。”

“倘或朝中两派斗法凶狠起来，有人为对付伯颜在胶莱河上生事，又栽赃到前任山东达鲁花赤头上，那此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朱翊钧沉默片刻，道，

“说来说去，无非是因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员尽皆胆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还在，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颜之提议。”

张诚笑着摇了下头，道，

“皇爷，可不能这么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

朱翊钧道，

“哦？怎么个不在行啊？”

张诚道，

“蒙古人进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样当了地主、豪强，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还不可收拾。”

“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

“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成天只会享乐，奢靡成风，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把持地方漕运。”

“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

“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

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不禁追问道，

“这却是奇了，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

张诚回道，

“皇爷或许有所不知，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一是海关税侩，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

“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

“据奴婢所知，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加上所谓的“浮耗”，途径的八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

“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