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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an3）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3）。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