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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结论 管理已经超乎人类的科技（第2页）

在一些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上，如加强网络安全和打击虚假信息等，尤其需要这样的合作。近期在此方面已经出现一些重要的举措，如本书第四章所述之对WannaCry病毒的反应，以及第七章所述之西门子公司的《信任宪章》和更广泛的《网络安全技术协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举措还仅是浅尝辄止地触及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以及公众和政府越来越期待什么。

这样的合作还需要文化的变革。如今，面对网络安全等问题，即便领先的科技公司也常常草率地得出不需要与同行公司密切合作的结论。或者，如果它们不能占据领导地位，它们就不参与行业合作行动。又或者，它们决定不参与行业合作行动，是因为其中包括其他一些目前在政治上处于风口浪尖的科技公司，而它们害怕因与面临公众批评的公司为伍而受到牵连。虽然这些担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科技领袖必须抵制这些担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观点共同作用，使得科技行业难以担负人们期望其承担的责任。

尽管单个公司以及整个科技行业都面临巨大的机遇，可以共同努力做出更多贡献，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在做得更多方面不再有责任。科技界不乏宅心仁厚和深思熟虑之士，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三个世纪里，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行业能够成功地完全独立地规范自己的一切，而认为现在将会出现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无疑是幼稚的。

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我们也应该质疑这是不是前进的最佳途径。普遍存在的各种科技问题几乎影响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我们最珍视的一个价值观是由公众选举出立法者，然后让他们制定管理所有人的法律，以决定国家的发展之路。科技行业的领袖可以由股东选出的董事会选出，但他们并不是由公众选出的。民主国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未来交到不是由公众选举出来的领袖手中。

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自信的方式来监管数字技术，这一点已经越来越重要。如同本书所述其他内容一样，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有一些重要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政府必须在监管领域进行创新，就像科技行业不断进行创新一样。政府不必等每一个问题完全暴露，可以更快行动，并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实施有限的初步监管措施，然后从中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换言之，即可以采用“最简可行产品”的概念，并考虑我们在本书第十二章所提倡的针对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的那类方法。我们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新行业或软件产品而言，初步监管措施肯定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但我们认为，对政府而言，尽快采取一系列较为有限的措施显然是明智之举。

那么，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在特定科技监管领域发挥作用吗？如果是这样，它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新的监管工具。如果政府能够实施有限的法规，从经验中学习，然后在企业为产品添加新功能时，利用学到的经验增添新的监管规定，就可以更快地施行有关法律。需要说清楚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官员们仍然必须博采众议、深思熟虑，并有信心至少针对一些重要问题拥有正确的答案。不过，通过将科技行业通行的一些文化规范纳入科技监管，政府就有更多的选择来赶上科技变革的步伐。

如果各国政府更多地观察不断变化的科技趋势，并寻找机会来更广泛地刺激市场解决方案，它们就可以产生更积极和富有实效的影响。如本书第九章所述，我们针对农村地区宽带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基于这一概念。我们不是执着于投入大笔公共资金用于铺设昂贵的光纤电缆，这些光纤电缆需要铺上几十年才能到达农村家庭，而是由政府出资刺激新兴无线技术，从而加速市场力量，使其达到一个可商用的临界点，然后自行向前发展，这种方法显然更为明智。

目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通过其行动刺激科技市场的力量。政府通常是一个国家中最大的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方之一，它的采购决策会对整个市场趋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拥有庞大而有价值的数据仓库。通过以适当和明确的方式使这些数据为公众所用，政府可以对使用这些数据的科技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举个例子，如本书第十章所述，它可以刺激掌握更多信息的公共部门和民间共同努力，让那些希望从事新兴工作的个人有机会掌握这些工作所需的新技能。或者，如本书第十五章所讨论的，它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使政府可用来推动开放数据模型更快地得到采用。

更积极的监管方法要求政府官员对科技趋势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反过来也需要创造科技的人和必须对科技加以监管的人进行更多的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业或科技中心像硅谷那样远离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且，甚至这么遥远的地理距离都比不上美国政治资本和科技资本之间的疏远关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奥马拉曾指出：“他们远离政治和金融权力中心，偏安于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慵懒怡人的角落，创建了一个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孤岛，那里有新型的公司、独特的公司文化，以及对诸多奇人趣事的容忍。”

华盛顿特区与硅谷之间几乎2500英里的遥远距离掩盖了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共同之处。从像西雅图这样的地方（西雅图对奇人趣事也有自己的宽容和欣赏），去这两地中的任何一地，亲自感受它们各自散发出的兴奋和活力，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旦身处这两地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很容易地感觉到它是世界的中心。不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这个地理鸿沟之上建立一座更牢固的桥梁。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长期以来，科技界许多人一直断言，政府对科技的了解不够，无法对其进行适当监管，尽管科技公司一直从政府的各种资助和支持中受益，而媒体又争先恐后地抢着强化这种观点。例如，如果立法者向某位科技业高管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或者甚至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媒体就会抓住立法者的错误大肆报道。以我的经验来看，与15年前相比，政府官员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那年的某个早晨，我曾和一位美国参议员讨论数字广告，发现他竟然不知道能够在互联网上阅读《华盛顿邮报》。

[3]正如奥马拉所观察到的，科技行业的“企业家不是孤军奋战的牛仔，而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的成功是通过许多其他人、网络和机构的努力而实现的。其中就包括被两党政治领袖如此强烈地批评，以及许多科技界领袖以怀疑甚至完全敌对的态度看待的大型政府项目。从原子弹到登月，再到互联网和其他领域的支柱产业，公共开支推动了科技发现的大爆炸，为几代初创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MargaretOMara，TheCode:SiliconValleyandtheRemakingofAmerica（NewYork:PenguinPress，2019），5。

知识产权领域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律师早就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抵制监管，但如果没有版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科技公司能否带给自己任何与其巨大市场估值相称的收益，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些法律为发明者和开发者创造了拥有自己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机会。

在科技行业工作了超过25年后，我充分认识到科技产品的复杂性。但现代的商业飞机、汽车、摩天大楼、药品，甚至食品，无一不是如此。你肯定没有听到过任何人严肃地建议，联邦航空管理局应该允许飞机不受管制，因为它们太复杂，政府的人无法理解。乘坐飞机旅行的公众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为什么信息技术就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呢？特别是，考虑到许多飞机部件都已经基于信息技术。

事实证明，政府机构早就善于发展了解其监管产品的实际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一帆风顺，或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得同样出色。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监管方法都是好的，甚至符合常理。但是，科技行业需要克服一种错觉，认为只有它才能理解信息技术及其复杂性。相反，科技行业需要更开放地分享有关科技的玄妙信息，以便公众和政府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

在许多方面，政府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更为明显。信息技术以及创造信息技术的公司已经日益走向全球。互联网在设计之初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它的许多优势来自其互联互通性。它的影响力和地理覆盖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并且也已超过了任何一个单一政府。这使它与以前的发明（如电话、电视和电力）有所不同，因为后者依赖的网络或电网通常都与国界或州界相对应。

要充分理解这个挑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以史为鉴，看看另一种科技对监管造成的冲击，或许这是与数字技术最为相近的情况。进入19世纪以来，铁路在重新定义美国方面发挥了比其他发明更大的作用。铁路线超越了州政府的界线，最初，州政府承担了对经济进行监管的最高权力。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铁路公司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比许多州政府更为强大。

19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发展到了顶峰，除了战争时期之外，美国并没有在联邦一级监管经济的传统，在华府内部，对铁路实施监管的提议屡遭挫败。于是，各州政府纷纷通过法律来管理铁路运价，而这影响了在它们州界之外的铁路运输。1886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法规，并裁定只有联邦政府拥有这一权力。一夜之间，公众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各州“不能，而联邦政府则不会，对铁路进行监管”。这一新的政治动态打破了僵局，国会在第二年成立了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来监管铁路。现代联邦政府由此诞生。

当代信息技术在全球的影响范围与19世纪80年代的铁路有一定相似之处，当时铁路持续发展，超出了传统的管辖范围。不过如今，还没有一个与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相对应的全球机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并没有人有欲望创造这样一个机构。

政府如何监管一项比自身规模更大的技术？这或许是未来科技监管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问题一旦被提出，部分答案也就逐渐清晰：各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

前方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地缘政治的巨大阻力正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府“内卷化”。当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各国退出贸易同盟或者退出长期条约时，很难期待各国政府能够在团结协作方面有所飞跃。更何况，目前许多政府发现，它们甚至很难做出只涉及自身的重要决定。

在这些压力下，科技不可阻挡的发展进程正在迫使更多国际合作的出现。正如本书所述，政府监视领域改革、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保障等问题都要求政府以新的方式与彼此打交道。正是基于此，微软许多计划的重点都落在对推动全球发展提供支持。自2016年初起，重要的举措包括针对WannaCry病毒协调式的响应、行业内的《网络安全技术协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巴黎倡议和基督城倡议、美国–欧盟隐私护盾、《CLOUD法案》对国际协议的授权，以及对于一份《数字日内瓦公约》的长期愿景。同样在此期间，大西洋彼岸的隐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有关人工智能和道德的新一轮全球对话开始出现。如果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仍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那么一旦国际形势的钟摆转动方向，取得更大的进展便指日可待。

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建立“志愿联盟”。六国政府和两家公司站了出来，共同针对WannaCry病毒做出公开表态。34家公司携起手来，共同发起了《技术协定》。51个政府团结一致，成为首批支持“巴黎倡议”的利益相关方。上面每一个例子中，都有重要，甚至是关键角色的缺席。但取得进步的核心不是执着于谁缺席了，而是应该关注谁还能被说服加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前进的势头，并确保联盟的队伍在未来不断扩大。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有些问题上可能达到全球共识，而在另一些问题则可能不会。当今的许多科技问题涉及隐私权、言论自由和人权等缺乏全球性支持的问题。一个志愿联盟最有可能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走到一起。这并不是一个小团体。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5个民主国家，共拥有近40亿人口。这意味着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不过近年来，全球的民主国家变得不像以往那么健康。也许它们比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要建立新的联盟来管理科技及其影响，以便确保其长期健康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在美国政府恢复其长期以来在外交上的作用，支持并领导此类多边国际协议之前，保持不断推进的势头尤为重要。毋庸置疑，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分道扬镳的时候，全球民主力量将被严重削弱。

继续取得进展还要求各国政府认识到，除了对科技实施监管之外，它们还需要自我约束。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等问题将塑造未来的战争形式，并关乎民主进程的安全。纵观整个历史，还从未有一个行业能够成功地完全独立实施自我监管，同样，一个国家仅依靠私营部门或者依靠对私营部门实施监管就能够保护自己，也没有先例可循。各国政府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也包括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限制国家行为，并在某个国家违反这些规则时追究其责任。

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新一轮辩论，即国际规则到底有什么用处。你已经可以听到人们对一种可能性表示了担心，即一些国家愿意遵守这些规则，但另一些国家将不会遵守这些规则。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实施军备控制禁令和限制，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同类问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严酷的现实是，总会有一些国家违反这些协议。不过，如果存在国际规范或准则，那么其他国家则更容易做出有效反应。

数字技术的新挑战还要求突破传统的机构范围进行更积极的合作。如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三章所述，一些成功的项目显示了这一点。这些项目汇聚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公司的力量，共同解决工作岗位问题，并满足人们发展新技能的需要，借此帮助管理科技的广泛社会影响。这种多方合作也有助于解决其他社会挑战，如西雅图近期就通过类似的合作项目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这种新型合作的机遇和需要并不仅限于社会问题。对于基本人权的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赖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司的通力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流向云端，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推动在其境内建设数据中心，这一点将日益凸显。21世纪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涵盖多边和多个利益相关方。

要实现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关键是要认识到每个群体各自需要扮演的角色。政府官员居于独特的领导地位，尤其在民主社会中，因为他们是民选的社会问题决策者。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和责任规划公共教育的进程，以及制定和实施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法律。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带来公民精神，与政府互补和合作，并补充公共部门经常需要的额外资源、专业知识或数据。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试验和加快行动来测试新的想法，特别是跨国行动。我们都需要欣赏和尊重彼此的角色。

许多问题还需要妥协。对于那些成功的商业领袖来说，妥协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选择。这些领袖帮助建立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他们通常靠自己的方式并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成功，而未来的监管将限制他们的自由。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科技界领袖在公开场合辩称，在私下里更是断言，创新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府过度反应，过度监管科技。这种风险确实显而易见，但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跌入过度监管的深渊。政治家和官员已经开始呼吁监管，但到目前为止，人们更多还只是纸上谈兵。与其对过度监管的危险忧心忡忡，还不如认真思考明智的监管应采取何种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科技行业。

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任何个人、单个公司、单个行业，甚至科技本身。它们关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基本价值。科技行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发展，是因为其得益于这些自由。因而，我们对未来负有责任，应该帮助确保这些价值观在我们和我们的产品淡出已久后依然会继续存在，甚至更加繁荣昌盛。

这个大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拨云见日。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源自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得过多，而是源自人们做得不够。这种风险也不是源自政府行动太快，而是源自它们没能及时行动。

技术创新的脚步不会放缓，管理创新的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