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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圣地亚哥 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第4页）

杰克逊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他站立着，气场填满了整个房间，但他也是数学高手，书呆子气十足。他说左翼和右翼的旧的思想已经失败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政治，这种政治必须是“N维的，而不是二维的”。摆脱了政党路线和思想包袱的束缚，他相当诚实，并且承认民主革命党正在迅速制定自己的政策。目前“芝加哥男孩”的计划书还没有新版本，但他的团队正在制定一系列的新政策，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版本。我很想知道智利未来的经济剧本可能会包含什么内容，于是我问这位参议员他喜欢读什么。

他提到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一群不拘一格的人，从古典哲学家到现代政治理论家。韩炳哲最近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出生于韩国、生长在柏林的学者。韩炳哲是一位当代作家，写了许多书，是德国哲学界的明星，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也是“芝加哥男孩”和智利经济模式的批评者。韩炳哲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想购买的商品以及所追求的职业。但实际上，我们是消费主义的“奴隶”，被创造了虚假需求的市场所诱惑。例如，按照马斯洛的观点，时尚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感到他们对最新款式的牛仔裤或连衣裙样式有一种深切的需求。韩炳哲认为，数据经济学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数据是大量供应的，而且由我们免费提供。但我们也因此成为“奴隶”，去追逐那些我们误认为有价值的赞同，比如，脸书和Instagram（照片墙）上的点赞。

杰克逊从这一切中得出的一个“虚假稀缺”的概念，即市场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人都被排除在外，而市场本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潜在的资源。他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控制商品供应的“促进垄断”造成的。他对专利制度、知识产权规则以及任何其他可以使市场免受竞争的东西都持批评的态度。一旦你理解了重要行业在圣地亚哥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如何运作的（从银行到书商，从养老金到药品），你就会明白他所指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的想法会引起公众的共鸣。

圣地亚哥式的市场失灵

在罗埃斯佩霍附近，每个星期天都有集市。一个摊主称这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集市。集市很大，但却没有真正的中心，它穿过尘土飞扬的贫穷郊区的后街，一直延伸到周边的铁路轨道。有些时尚摊位出售服装，包括山寨的英超联赛衬衫，还有各种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充电器以及盗版专辑、电影和软件光盘。还有数百个摊位出售食物，菜贩的桌子上摆满了巨大的绿瓜（一种类似南瓜的蔬菜），切开后露出鲜亮的金色果肉，可以用来制作可口的糕点。人们一边买，一边吃烤鸡和现做的酸橘汁腌鱼沙拉，还有无处不在的意大利菜，一英尺长的热狗上面涂抹着牛油果、蛋黄酱和番茄酱。

罗埃斯佩霍的摊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市场应该如何运作。鱼贩卡洛斯用他的尖刀，在几秒钟内快速地将鱼去头并取出内脏，然后切成鱼片，将竹荚鱼和鳕鱼的肉堆在一起，售价为每千克2000比索。卡洛斯说，如果他能抓到珍贵鱼类（康吉鳗、石首鱼）或者帝王蟹，那他就可以在更富裕的地区出售，也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因为这些鱼类都被大的渔业公司收购了，所以他只能售卖自己捕获的鱼，于是就来了这里。我们谈话时，他依然在不停地切着鱼片，他的一名助手在旁边销售着。

另一个摊主出售巨大的巧克力块，这些巧克力块被切割成板球大小的石头块状，用透明塑料包裹起来出售。旁边的硬纸板上潦草地写着“雀巢”，这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巧克力废料——巧克力制造商在清洗机器时刮掉的巧克力残渣。在富裕的拉斯孔德斯，这些残渣都是会被丢弃的，但在罗埃斯佩霍，它是有价值的。这个市场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价格低廉、经济实惠的产品与消费者吃紧的预算相匹配，这意味着买家和卖家达成了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商品被分级、分类和出售，最终市场上的摊位都清空了。这就是市场为购物者和摊主安排的方式，确保没有任何东西浪费，这就是经济学家喜欢它们的原因。

新进入者发现，在罗埃斯佩霍广阔的市场中创业很容易。58岁的赫南讲述了当自行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时，他如何丢掉了在当地自行车工厂的工作。他将一小笔一次性遣散费作为营运资金，在家门外摆了一个专卖卫生纸和清洁剂两种产品的小摊。赫南为客户准备了一系列不同质量和价格的商品——从最便宜的“贵族”（5卷厕纸1100比索），到“舒适”和“最喜欢”，再到最昂贵的1700比索的“精英”。赫南说他这里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要比当地超市便宜一大笔的钱（例如，“精英”系列在超市的价格是2400比索）。他说：“价格是一个问题，但是客户知道他们可以信任我。”

信任在圣地亚哥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商品市场对智利普通民众是有偏见的。这就包括卫生纸，人们在2015年发现控制着90%销量的两家制造商秘密串通涨价，在过去十年里它们共榨取了4.6亿美元。这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项调查发现卡特尔抬高了公交车的票价，对城市通勤者来说，这无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另外还发现，控制着90%鸡肉市场份额的三家公司串谋，它们放弃了竞争，而价格反而提高了。

舒适的资本主义

昂贵的鸡肉、价格高昂的公交车票和定价过高的卫生纸，都使智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且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深层次作用的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是那两家公司，它们控制着85%的报纸市场、85%的在线新闻和80%的广告收入。医疗保险也很集中，少数几家医疗保险机构控制着整个市场。仅仅三家连锁药店就实现了90%的药品采购，而这三家药店也都卷入了最近的串通案件。

丹尼尔·贾杜说：“市场其实并不在意，处方药的供应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年46岁的贾杜是该市东部贫困地区雷科莱塔的区长，也是智利共产党的代表。他说问题在于他所在地区的居民收入太低，根本不必给他们提供药品，药店根本就不需要费事。他说在拉斯孔德斯药店比例为每2万人一家，在雷科莱塔是每14万人拥有一家，而整个智利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根本没有药店的地方。正如新14区的梅莉萨·内拉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穷人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雷科莱塔地区的医药成本更高，因为当地人必须坐公交车去买药，这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贾杜亲自开设了一家满足大众需求的人民药店。这家药店位于市政厅的一楼，以药剂师里卡多·席尔瓦·索托的名字命名，这名药剂师被皮诺切特政府的秘密警察谋杀。这家药店销售处方抗生素、抗组胺药和各种老年人药品，从眼药水到失禁垫。为了摆脱智利市场串通涨价的约束，这家药店从国外进口药品，与圣地亚哥私人药店的价格相比，可以节省高达70%的费用。

眼镜是另外一个问题，在雷科莱塔根本没有眼镜店，人民眼镜店的成立填补了市场的空白。一副眼镜可以卖到6200比索（约合9美元），有度数的墨镜则卖到了8800比索。经理自豪地说，眼镜店为当地人节省了昂贵的交通费，并且他们进口的商品要比雷科莱塔外部的私人眼镜商便宜90%。一位共产党区长被迫进口基本商品的事实表明，那些赞美智利并从其资本主义模式中寻求“可复制经验”的人可能错过了一些东西。

快速增长与极度不平等

公共公园，私人空间

走访秋田和塔林这两个处于全球老龄化和科技极端前沿的经济体时，最令人鼓舞的事情就是，这些令人担忧的国际趋势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和艰难时期一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按历史、传统和语言划分的群体之间，存在贸易、合作和谅解。这些合作方式利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新了信任、支持和共同努力的内涵。尽管我在智利看到了许多非正规的合作，比如垃圾场上的露营地、学校教科书的非正规市场，但是当离开圣地亚哥时，我仍在思考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担忧。

这些担忧也从顶层开始。圣地亚哥的精英私下里担心城市的状况。他们认为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存在许多影响富人和穷人的政策缺陷。很多人担心正规经济缺乏多样化，智利在经历了惊人的发展之后，现在变得有些故步自封，仅仅停留于这项殊荣。正如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一样，智利现在依然依赖矿业发展，每年铜就为政府收入贡献了30%。“芝加哥男孩”在计划书中提出，要避免单纯依靠采矿等基本活动，应转向多元化发展并建立起更先进的产业，但这一计划收效甚微，智利非常容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一个自豪的当地人会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们的国家很小，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智利人认为自己从北到南被阿塔卡马沙漠和南极洲包围，从东到西被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包围）。智利的国土面积和难以到达的地理位置，使得智利的多样化发展变得困难。移民和持否定态度的当地人表示这些借口毫无意义，按人口计算，智利可以轻松跻身世界前13的国家，而且自19世纪初以来，海上贸易一直很成功。对铜的依赖以及未能实现多样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平等。对那些管理着已有企业的人来说，没有理由破坏这里良好的现状，他们都处在舒适的行业中，这样的生活太好了。

精英阶层的父母，也就是把孩子送到格兰其学校的人，私下里也在谈论着极度舒适可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担心会出现一种称为“佐罗内”的上流社会原型。“佐罗内”是一类有点邋遢的美国兄弟会男孩，穿着斜纹棉布裤和羊绒衫，身上有文身而且头发油腻。这类人并不想上老牌的名牌大学，而是想上学业成绩中等、学费超高的私立大学。“佐罗内”并不需要同比他们更聪明的同胞竞争，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在自己所有或管理的公司里为他们准备好了工作。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说：“智利的精英阶层不让孩子接受考试，这与美国和欧洲的精英阶层所做的不同。”

圣地亚哥的不平等也影响了公共空间的使用。一位外国人说：“在这里，社会各阶层根本就不融合。”他回忆起办公室有一次组织夏季野餐郊游，但是那次尝试失败了。问题在于一个不成文的分配规定，将地点和活动划分为“cuico”或“非cuico”。cuico大致是指更高阶层，这是一个工人阶层不喜欢使用而富人喜欢使用的词。“人们在工作之余是见不到面的，因为这里有cuico公园，也有非cuico公园，一个阶层的人不会去另一个阶层的地盘。”正式一点说，圣地亚哥的公园是公共的空间，由一般税收来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实际上，收入不平等已经把它变成了私人场所，要根据收入水平进入。

考虑到韧性，这是令人担忧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基础设施”是作为应对不景气的一项保险政策，比如，图书馆和公园。这与我在格拉斯哥的所见所闻不谋而合，当人们融合在一起，了解了邻居的挑战和才华时，他们更善于应对冲击或挫折。但是在圣地亚哥，公共区域已经关闭了。虽然这座城市的犯罪率很低，但无论是在贫穷的社区还是富裕的社区，在安全方面都投入了巨资，许多家庭都围着铁栅栏。穿过居民区的后路封闭了，公共道路变成了私人空间，人们很难步行穿过这座城市。一个载着闭路电视摄像机的巨大氦气球日夜漂浮在维塔库拉的上空，以帮助减轻当地富裕居民的恐惧。只有15的智利人说他们信任自己的同胞，而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

尽管处于圣地亚哥收入阶梯底层的民众似乎对薪酬差距并没有表现出来嫉妒，但肯定也会有一些嫌隙。新14区的梅莉萨·内拉说：“拉斯孔德斯的女佣们外出就餐或下班回家的路上都要穿着制服。这是一种表明她们不一样的方式，因为她们不属于那里。”这不是一项规则或法律，而是一种文化规范，是一种维持阶层和地位划分的方式。如果社会资本和社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韧性有影响，那么智利的经济比人们想象的脆弱。

是结果而不是意图

对智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罗尔夫·卢德斯和他的伙伴“芝加哥男孩”是贪婪资本主义和无情利己主义的象征。然而阅读计划书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把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了心上，书中充满了想法和抱负。年轻人可以看到他们国家的潜力，他们厌倦了看到智利落后于邻国。他们的经济计划是基于在芝加哥留学时从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所承诺的是一股消灭贫困的增长浪潮。

但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是，当涉及经济政策时，应该评判的不是意图，而是结果。从狭义上看，智利的结果意味着仍然可以将该国视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发展模式的胜利。这个国家仍然是拉丁美洲王冠上的宝石，也是私有化改革支持者最喜欢研究的案例。最严重的贫穷是人们无法满足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而在这里贫困几乎已经消除。在圣地亚哥最贫穷的地区，很容易找到遭受寒冷、饥饿，住在危险的临时帐篷里的人。智利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年复一年降低的贫困率，使得基本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并大大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生活。

智利快速增长和极度不平等的道路，是许多新兴国家及其不断扩张的城市正在遵循的道路。对于同一道路上的跟随者，圣地亚哥发出了警告。正如自由市场并不总是创造价值一样，强劲的增长也并不总是带来其所承诺的发展。圣地亚哥已成为马斯洛金字塔延伸的城市，尽管许多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更高的需求已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比如教育和代理商。智利是这块大陆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成员国中，智利的肥胖率上升得最快，学生成绩最差，大学费用最高，辍学率最糟糕。我在圣地亚哥的这段时间发现，所有这些都与不平等有关。

这些实践的失败使圣地亚哥再次成为一个迷人的地方，这里是新思想斗争的地方。“芝加哥男孩”在经历了一段严格的经济控制期后开始掌舵，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想要表明自由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他们创造的“奇迹”似乎赢了。但是现在圣地亚哥的市场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教育领域便是最重要的例子。在这里，市场使实现机会均等变得不可能，而且加剧了不平等，产生了居民收入如此之低的社区，以至于购物者都不重要了，基本商品都必须由国家提供。在这种极端制度的推动下，圣地亚哥的年轻人，以及全球许多人都会追随的经济潮流引领者，正在拷问是否可以完全依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