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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和字数，一是韵律。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展的规律大体上是由少到多，单拿字数来讲，总的趋向是由四言发展到五言，由五言发展到七言。其他字数不同的诗，也是有的，但只是偶一见之而已。为什么没有向九言发展?原因说简就简，说繁就繁，这里暂且不谈。

我个人觉得，形式中韵律更为重要，其目的在给人们的听觉以美感享受。原始民族的歌唱，以及给摇篮中婴儿唱的催眠曲，可以为证。这种听觉享受是人类（还有动物?）的良能。世界所有的民族没有没有音乐的。诗当然不是音乐，但是部分可以具有音乐的功能，这就是诗歌的韵律是熔意义和乐声于一炉的。

现在，我们的白话诗，缺乏的正是这种诉之于目的比较整齐的字数和诉之于耳的音乐性。作者虽然苦心孤诣制作一些迷离模糊的意象，可是至少对我来说是&ldo;只堪自怡悦&rdo;的，不能使我感动，更谈不到什么美感享受。

我不是什么诗人，但喜欢读诗，中外诗都读过不少，至今虽已至垂暮之年，积习依然难除，快乐仍旧未减。因此才敢斗胆提出我对新诗的看法。简短截说，我认为，白话诗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现在有人提倡新体旧诗，我看诗人们不妨试上一试。

诗韵是很重要的问题。近读澳门林佐榆教授的《无悔集》，在&ldo;自序&rdo;中，林教授引程祥徽教授的一首七律：

诗家最忌十三元

戒律无端锁艺魂

未死挺斋录鬼语

狂生季立论人言

地分南北调常异

时隔古今音不浑

濠畔群贤修禊后

中原音韵出笼樊

总的意思是说，十三元这一类中包含着许多古代能叶韵而后来不能叶的字。诗中的&ldo;季立&rdo;是明代的陈第，他论音韵时说过：&ldo;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rdo;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这种例子，还不限于十三元，&ldo;台&rdo;和&ldo;回&rdo;，古代叶韵，现在就不叶。叶韵的目的是为了读起来铿锵悦耳，韵不叶，则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写新体旧诗，千万不要再胶柱鼓瑟，死死抱住旧韵不放，一定要用今天的新韵，也就是通行全国甚至世界的普通话的韵。字数和行数，则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均可，甚至还可以自创新形式，目的只在诉诸耳目，使读者能得美感享受。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语言与文字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道多端。人类先有了语言，后又有了文字，而禽兽则没有，这是重要区别之一。现在国外有个别的语言学家在研究禽兽的语言，响应者不多。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先不讨论。

我们每个人，除了哑巴以外，总要经常说话。认字的人还要经常使用文字，这和阳光和空气一样，和吃饭与睡觉一样，是离不开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往往为非语言学家所忽略，这就是：语言和文字，只要还活着，也就是说还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地变化。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语言亦然，不必细说。为了更轻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一个时期内，由官方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文字统一和规范化，这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的。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ldo;书同文&rdo;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我们今天汉字规范化，是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的，我们全国人民责无旁贷，遵守是我们的义务，是奉公守法的表现。

但是，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二三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语言和文字都必须变化，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除非你把语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关心自己语言&ldo;纯洁化&rdo;的是法国。几百年来，法兰西学院不断地作出努力，保持法语的&ldo;纯洁&rdo;，然而法语，同其他语言一样，不断受到&ldo;污染&rdo;，变得不&ldo;纯洁&rdo;起来。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x（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x代之）学者的来信。他是个有心人，一个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汉语的规范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点&ldo;食今不化&rdo;，不了解语言和文字都不会停滞不变的道理，想使我们今天的规范化字永垂不朽，变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汉语词典上，&ldo;朦眬&rdo;和&ldo;朦胧&rdo;确实分列为两个词儿，前者的解释是&ldo;快要睡着或刚醒时，两眼半开半闭，看东西模糊的样子&rdo;。对后者的解释是&ldo;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糊&rdo;。其实基本的含义就是&ldo;模糊&rdo;。如果说&ldo;朦眬&rdo;与眼有关，而&ldo;朦胧&rdo;与月色有关，那么，对一个瞎子来说，他既无&ldo;朦眬&rdo;，又无&ldo;朦胧&rdo;。如果他写文章（当然是用盲文），他应该用哪一个词儿呢?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胧》，这确与眼睛有关，然而他却写作&ldo;朦胧&rdo;，而非&ldo;朦眬&rdo;。根据我的印象，&ldo;朦眬&rdo;这两个字，现在很少有人用，它几乎成为汉语词汇中的盲肠。这位学者硬要勉强区分，&ldo;可怜无补费精神&rdo;。

这位学者还举出了一些别的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举了。他为了勘误，&ldo;写了几百封信，连作者面也不得到（羡林按：此句措辞有问题，也应该&lso;勘一勘&rso;的）……而大量的书一印再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流向社会传之后代，真是贻害无穷，简直是践踏我们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当上不孝之（羡林按：应作子）孙败类。这大概不是各位弄学问的大家所心甘情愿的吧?!&rdo;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令我浑身震撼。然而&ldo;五千年&rdo;中，我们的语言文字变了多少次了?我们全体汉族人民，加上我们的老祖宗，岂不都成了不肖子孙败类了吗?

《忆往述怀》第二篇：学林漫步《忆往述怀》文章的题目

文章是广义的提法，细分起来，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项：论文、专著、专题报告等等。所有的这几项都必须有一个题目，有了题目，才能下笔作文章，否则文章是无从写起的。

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出两端，一个是别人出，一个是自己选。

过去一千多年的考试，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都是老师或其他什么人出题目，应试者或者学生来写文章。封建社会的考试是代圣人立言，万万不能离题的，否则不但中不了秀才、举人或进士，严重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至于学术研究，有的题目由国家领导部门出题目，你根据题目写成研究报告。也有的部门制订科研规划，规划上列出一些题目，供选者参考。一般说来，选择的自由不大。50年代，我也曾参加过制订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开了不知多少会，用了不知多少纸张，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规划终于制订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没有多少人过问，仿佛是&ldo;为规划而规划&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