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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组织部长（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两位组织部长

李高平

1950年下半年，我调到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工作。

沙磁区党区委的书记是张文澄，组织部长是李高平，宣传部长是龙实。三位都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李高平个子不高，很胖，对人很和蔼，关心人，像一位慈祥的婆婆。

当时，团区工委的同志都很年轻。我22岁，有几位同志稍年长，也没超过26岁。年轻人朝气蓬勃，但思想不免偏激。

1951年底，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经检查，团工委的会计没有问题。同志之间除了自我检查，还互相揭发，就一些小事上纲上线。特别是一位同志，说我唱岳飞的《满江红》是在唱国民党军歌，使我怒气冲天。他平时对人简单粗暴，大家对他的意见最多。我虽然沒有乱批评他，但在别人揭发他某一件事，还需要调查弄清真相时，我就脱口而出：“他就是这样的，不必调查！”

这些情况，照例汇报到党区委。

有一天，我在沙坪坝小街上，碰见高平同志。

高平同志拉着我的手，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搞运动可以提意见，但不要过激撕破脸。要想到，运动一过，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我终身不忘。

男女青年在一起工作，有时难免在生活作风上有失检点。有一位同志出了一点差错，在党内做了自我检查，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他的情绪略受影响。有一次，我去党区委开会，高平同志叫住我，要我转告该同志：“知错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这件事不会装档案袋！”高平同志这样与人为善、爱护同志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1954年我调团重庆市委工作，高平同志则调到援助越南的专家工作组，任组长。以后，我调团成都四川省委，再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文革”后我调回成都，才知道高平同志已从越南回来，在省石油局工作。每年春节，我和老伴都去看望高平同志和他的夫人向阳同志。近20年不见，高平同志最大的变化是瘦了。但他仍然是那样和蔼慈祥，平易近人。他开始写古诗词，还出了诗词集。

连续两年春节，我打电话到高平同志家，都沒有人接。有一天，偶然在商业街上碰见向阳同志。我急忙问高平同志的现况，向阳同志低声地说：“他‘走’了。”我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她答：“高平不愿惊动朋友。”我看见向阳同志身后跟着一位妇女，显然是照顾她的。

我一生有幸遇上三位难忘的组织部长，高平同志是第一位。高平同志怕惊动我们，悄悄地“走”了，但我决不会忘记他。

萧泽宽

上世纪50年代，萧泽宽任中共重庆市组织部长。

1954年上半年，我调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常来团市委。如遇上开会，他会坐下来，与大家谈工作、或聊天。他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委员，身材魁伟，胖胖的，平易近人。

1955年，我因所谓“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机关所有的人都站稳“立场”，与我划清界限，不和我接触；当然，审问和批判我时例外。有一天，泽宽同志来到团市委，居然和平时一样，对我点头打招呼，还叫了我的名字。运动后期，淸查完毕，我并无任何问题，调我从少年儿童部部长改任大学工作部部长，应该说是增加了工作的担子；第二年又让我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世界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那时出国的机会极少，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沒有他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的总编辑，被错打为“极右”分子。杂志半月一期，不能停刋。不知是谁“发现”了我，说我既搞过少年儿童工作，又能写作，立即调我去《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我就是因为写作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受审查的，极不愿赴职，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调动。我只好与4岁的女儿和带她的保姆，一起去了成都，妻子仍留在重庆。

有一天，我开会后回杂志社，传达室的人递上一张纸条给我，原来是泽宽同志留下的。他来成都开会，路过杂志社，来看我，但我不在。他住陕西街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希望我有空去一趟。我像能见到亲人一样的感动，立即骑上自行车到招待所，找到泽宽同志。

我早就认识泽宽同志，但单独接触这是第一次。他询问我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当他知道我妻子丁秀涓还在重庆时，立即表示将催办她的调动。不久，秀涓果然调来成都，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难题。

1963年，在团省委的一次会上，书记李培根同志说，重庆市委把“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定为“反党集团”，因为他们反对省委书记。我很吃惊，也不愿相信。以后知道，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四川饿死很多人，萧、李、廖对省委书记有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在市委第20次扩大会上公开提出的。这是一大寃案！

1964年我调共青团中央工作。以后，泽宽同志也调全国侨务办公室工作。大家都到了北京。我和秀涓去侨办宿舍看过泽宽同志。1966年闹“文革”，造反派把泽宽同志揪回重庆，后经另一派红卫兵营救，送萧、李、廖三人到北京地质学院保护居住。我和秀涓去看过他们。我记得泽宽同志对我说，他非常反对打倒巴金，巴金对当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1973年我悄悄去上海，把这种不平告诉巴金，这是后话。1968年我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不能再去看望他们。他们三人缺少全国粮票，秀涓支援了100斤，这是我们家多年节约下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萧、李、廖平反落实了政策，泽宽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直到离休。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常去北京组稿，也常去看望泽宽夫妇，他夫人名为曾昭华。泽宽同志来成都，必与我会面。我们可以畅谈心里话。这时，泽宽同志对我，已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视他为兄长和好朋友。我知道他尊敬巴老，多次为他找巴金文集，以后又送给他四川出版的《巴金选集》（十卷本）。

我保留了泽宽同志给我的9封信。包括他收到《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表示要有重点地复读巴金的作品。多数信是在读了我的书或文章后，给我的鼓励。他说：“寄来的书收到，很高兴。现已读完，有的还反复再读。我仿佛又回到青年时期、中年时期。一个人，要真正做人，做一个高尚的讲真话的人，那就是人了！”在另一封信上又说：“收到近作，今晨就读了两篇，感到淸新，诚挚，朴实，真吸引了我。我对昭华说，李致写了一本好书，我看完，你就看吧！”他多次期望我“有新作，多写好文章”。曾昭华逝世后，他写了他和昭华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短文，代替讣告。写最后一封信时，他的身体已不好，用颤抖的手写了：“我真想念朋友们呵！”

2003年6月17日，泽宽同志在北京逝世。

2018年4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