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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单一选区制教给政党坚守中间路线的黄金定律。这可以使政治很安全，但很乏味。两大政党经常没有什么区别。这会引发选民的厌烦，也有助于解释美国选举中的低投票率。欧洲的多党制拥有较高的投票率，部分是因为选民可以从一个更为有趣的政党菜单中进行选择。

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representation，pr）建立在多名选区代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一个选区向国会输送数名代表，而不是只有一名。在荷兰和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选区。在瑞典，一个选区是一个郡，西班牙则是一个省。如果该选区有十个议席，每一政党都会提出十名候选人。选民在政党中进行选择，政党所得议席与选票比例是对应的。如果一个政党获得了30％的选票，它就会把前三名候选人派到国会。获得20％选票的政党，可以派出两名候选人。

但是很少有选票是如此精确的。一个政党可能在七个议席的竞争中获得42％的支持率。它将得到462个席位吗？你如何把半个人送到国会去呢？最普遍的是&ldo;东特计算公式&rdo;（d&rso;hondtatheaticalforula），它以牺牲小政党的代价使大政党获得更多的议席。瑞典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统筹来消除数字上的不协调。它在28个选区中只选出349个席位中的310席，剩下的39个席位通过政党在全国所获支持率的比例来进行分配，以修正误差。

为了尽量减少分裂主义、滋扰行为、极端主义政党的问题，比例代表制要求政党必须获得一定百分比的选票方可获得席位，这被称为&ldo;门槛条款&rdo;（thresholdclaes）。德国和波兰要求一个政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至少5％的选票，瑞典和意大利则要求必须获得4％的选票。

比较研究◇法国和德国的变体

法国也实行单一选区制，但是有所不同：它是两轮投票。很少有候选人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绝对多数（必须超过50％，这和英美国家的简单多数不一样），所以那些至少获得18以上支持率的候选人不得不参加一个星期后的第二轮选举。这一次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即可赢得选举。根据政党之间事先的协议，有一些候选人会退出选举，并劝说其支持者投票给立场与他们相近的候选人。所以在大部分第二轮选举中，只留下两到三位候选人。法国的第一轮选举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初选。

德国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一半实行&ldo;胜者全得&rdo;，一半实行比例代表制。在一场分开的投票中，德国人既选择单个人来代表其选区，同时又选择一个政党按其得票比例来代表州。联邦议会中的全部权力分配由第二次投票来决定，也就是对政党的那次选择，所以席位总是和选票成比例的。另外一半席位，是给在选区竞争中的328个胜利者保留的。德国分投代表制的影响是产生了准两党体制（在第11章中讨论）和极强的政治稳定性。该制度是对比例代表制的改革，是二战后设计出来的用来防止微弱而不稳定的魏玛体制‐‐将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大选区的比例代表制‐‐的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新西兰和日本都采纳了德国式的混合制，在国会选举中将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结合起来。

比例代表制的优点比例代表制意味着一国的立法机关能够准确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和政党的力量。政党不会像在英美体系中那样，为争夺中间选民的需要所控制，因此可以更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原则，因为它们不必取悦于所有人。如果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以色列就像2％这样低的比例‐‐确实信奉某些东西，他们也可以组成政党并获得一到两个席位。他们不会被迫联合成强大的政党并淡化自己的观点，就像在胜者全得制度中那样。

比例代表制的缺点比例代表制对于政党分裂没有多少办法，因此经常产生多党制。不过这种趋势正在消减，两大党制已经在比例代表制中出现。瑞典和西班牙有一到两个大一些的政党，再加上一些小党。它们的政治系统并未被严重分裂。另一方面，以色列就为政党的分裂所困扰，大约有15个政党被选进议会。如果比例代表制中的主要政党获得少于半数的席位，它就必须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这种联盟通常是不稳定的，而且不能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决策。如果一个政党足够强大并能单独执政，体制就会相当稳定。而英美制度则把权力赋予一个几乎自动产生的绝对多数，从而能够保证稳定。所以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虽然没有政党夺取多数议席，但也会形成一个政党联盟（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

国家和经济

政府如何能够最好地促进百姓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呢？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1）应当归国家所有或监管的经济是多少？（2）有多少国家财富应当用于再分配以帮助社会上较贫穷的部分？对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四种提高普遍福利的方法：自由放任、福利国家、政府统制和社会主义。这就形成了很多政治学家都爱用的四格图（见图4‐1）：

图4‐1政府统制、社会主义、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

在自由放任体制中，政府拥有很少或没有产业，以福利计划形式出现的再分配也相当的少。正如我们在第3章研究的那样，这些国家都是亚当&iddot;斯密的追随者，也是托马斯&iddot;杰斐逊的信奉者，认为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降低增长并最终减少繁荣。这种理论认为私有企业和个人进取心造就了国家的自由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