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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兵者诡道也（第2页）

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有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此前，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使大批汉人奴隶、金帛、米粟、马匹流入，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国家财富无以增加，很快就诱发了突厥国内的矛盾。

为缓和国内的压力，默啜可汗不得不向西、向北方寻求发展。

但后突厥强行的掠夺政策，又使西域的突骑施、西突厥，东北方的铁勒诸部、奚、契丹，再次倒向唐朝寻求庇护，反而加剧了后突厥分崩离析的进度。

三受降城修筑后，自景龙三年（709年）至开元四年（716年）七年间，投唐的部落多达19支，遍及唐东北至西北各处边疆。

可见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不但收益很低，反而促成了以唐为首的反突厥联盟。

因此，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默啜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北庭唐军、西突厥十姓可汗、葛逻禄联手相助，大败后突厥。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默啜围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再次被联军痛击，斩同俄特勤，默啜妹夫投降。

开元四年（716年），唐庭发布《命薛讷等与九姓铁勒共伐默啜制》，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

虽然，默啜在与九姓铁勒拔野古部交战中获胜，但班师途中，默啜恃胜轻归，被袭而死，传首长安。

默啜死后，后突厥汗国日窘，始终在和唐与交战中左右摇摆，国力愈发削弱。

终在天宝四年（745年）被唐、回鹘、葛逻禄联手绞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张仁愿的三受降城体系，使中原王朝的军事堡垒，延伸至游牧民族腹地，北拓疆域三百余里，为后世防御北患的定制。

该防御体系，成功断绝了后突厥汗国的经济来源，导致突厥被迫转向西征、北伐、东击。

因此，三座受降城的作用，远超军事堡垒的范畴，实为后突厥由盛转衰的关键性因素。

故史料才有“三受降城者，皇唐之胜势也”之句，宋人在编撰《新唐书》时，给了张仁愿这样的评价：

“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师，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很多人可能更看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轰轰烈里，但一次两次的突袭，未见得能动摇游牧势力的根基。

而张仁愿的水磨工夫，却在之后四十年里，牢牢扼住突厥的命脉，使其萎缩而亡。

这才是以国为棋的顶级高手，不负李显“纾东顾之忧，释北垂之虑”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