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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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说，我写这些无非是要说明，我写的是小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的用意就是如此。有种文艺理论以为，作品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我以为，起码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场景是不配被写进小说里的。所以，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他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我是这样想的。至于《未来世界》能不能使读者体会到这些想法，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1995年4月27日于北京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能记住自己读过的每一本有趣的书，而无趣的书则连书名都不会记得。但是不仅是我，大家都快要忘记有趣是什么了。

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照我的理解，马尔库塞（herbertarce）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当然，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

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等一等！我哀惋正在失去的东西。

一本小说里总该有些纯属虚构的地方。熟悉数学方面典故的读者一定知道有关费尔马定理的那个有趣的故事，这方面毋庸作者赘言。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证明了费尔马定理。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王二证明费尔马定理，是在此事之前。

作者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变形记》（奥维德）的最后几行：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这篇粗陋的小说，当然不能和这位杰出诗人的诗篇相比。同时我想到的，还有逻辑学最基本的定理：a等于a，a不等于非a。这些话不是为我的小说而说，而是为智慧而说。在我看来，一种推理，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假如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错误，或是相反的证据，就是对的。无论人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无论善良还是邪恶，都不能使它有所改变。唯其如此，才能得到思维的快乐。而思维的快乐则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天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作者

1993年7月14日这本书里包括了我近年来写的三部长篇小说。我写长篇小说是很不适合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记忆力方面的缺陷。我相信如果不能把已写出的每一根线索都记在心里，就不能写出好的结构，如果不能把写出的每一句话记在心里，就不能写出好的风格。对我来说，五万字以下的篇幅是最合适的。但是这样的篇幅不能表达复杂的题目。

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小说，但一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些什么。直到大约十

年前，我在美国读《孟子》，深刻地体验到孟子的全部学说来自于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这时才猛省到，人在写作时，总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关人的内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论他人，就是以一个个案推论无限总体。在统计上可以证明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贤就这样做了。自己这样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这种愿望虽不合理，但却是不可避免。一个个案虽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论，但是可以成立为假设。这是因为要做出假设，可以一个个案都没有，虽然多数假设都受到了一个个案的启迪。

我的三大基本假设都是这样得到的。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因为我自己就热爱智慧，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低能。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我现在对这一点甚为怀疑，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我写《寻找无双》时，心里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也很喜欢和女孩子交往——这仅仅是因为她是异性。我不认为这是罪恶的念头。但是这一点现在看来甚为可疑。我写《革命时期的爱情》时，这个念头总在我心间徘徊不去。

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红拂夜奔》谈的是这一点。现在我承认有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欢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就是能够证明还有少数人也喜欢有趣。

有位希腊名医说：这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个人的穿肠毒药。我认为没有智慧、性爱而且没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却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切。他们还说，假如有什么需要热爱，那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简直是种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种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种怪癖叫做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身。在他们的作品里弥漫着这种情绪，可以看出，他们写作时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这种情绪。这种想法我实在没法同意，所以，写作又多了一重任务——和别人做伦理上的讨论。我最讨厌在小说里做这样的事，但在序言里写上几句又当不同，而且有关智慧、性爱和有趣，我还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罗素先生幼年时，曾沉迷于一种悲观的心境之中。五岁的时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岁（这是《圣经》上说的），我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过了十四分之一！但随后他开始学习几何学，体验到智慧为何物，这种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云外。人可以获得智慧，而且人类的智慧总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假如把这两点排除在外，人活着就真没什么意思了。至于性，弗洛伊德曾说，它是一切美的来源。当然，要想欣赏美，就不要专注于性器官，而是去欣赏人对别人的吸引力。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爱是好的，但我没法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alhuxley）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yizayat）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细读过《孟子》之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实”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很爱我故世的父亲，但是不喜欢奉承他。我也很爱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十倍，和他谈话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马屁，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总而言之，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得到乐趣。

我总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呢？有句话我们常说：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很不幸的是，假如你不肯站出来说，有趣是存在的，别人就会以为你和他一样是个无趣的人。到现在为止，这世界上赞成无趣的书比赞成有趣的书多得多，这就是证明。人的生活应该无智无性无趣，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至理。好在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人在反对无聊的乌托邦，反对那些以无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说，波普先生。谁要是有兴趣，不妨找本波普的书来看看。作为写小说的人，我

要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最该做的事是用作品来证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说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

有一本书叫做wordiut，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在我的小说里已经谈到了我的人生态度，我认为这应该是对人类，或者中国人人生态度研究的宝贵材料。假设大家都像我一样坦白，我们就用不着推己及人，而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求证。这就是说，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于未来。坦白不光是浅薄，而且是勇气。这些话对于一本小说来说，只是题外之语。大家在小说里看到的，应该是有趣本身。

作者曾计划将《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爱情》和《红拂夜奔》三部长篇小说编成集子出版，取名为《怀疑三部曲》。本篇与下一篇《（怀疑三部曲）后记》是作者为该书所作。它们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出版广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