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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按理说，与皇帝同信天主教的其他国家的君主有义务团结一致反对新的异端邪说。然而，在统一信仰和抢占战略优势之间，不少君主选择了后者，尤其是法国。

天下大乱之时，政权巩固的国家可以利用四周邻国的乱局实现自己更大的国际目标。一些工于心计、冷酷无情的法国大臣果断地抓住了机会。法兰西王国首先改革了自己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权威来自一个人。国家治理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同时统治者也受到习俗的制约，从而限制了一国在国内或国外采取行动时所能动用的资源。16241642年任法国首辅大臣的阿尔芒&iddot;让&iddot;迪普莱西&iddot;德&iddot;黎塞留枢机主教成为挣脱了以上束缚的首位政治家。

黎塞留深谙宫廷权术，在一个宗教纷争和旧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里游刃有余。他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黎塞留年轻时投身军旅，一个哥哥出人意料地辞去非他家族莫属的吕宋主教一职后，黎塞留又改学神学。传说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因年纪太轻无法出任教士。他于是去了罗马，亲口对教皇谎报自己的年龄，终于如愿以偿。黎塞留得到教士一职后，旋即卷入了法国王室的宫廷政治中，最初担任玛丽&iddot;德&iddot;美第奇女王的心腹谋士，之后又出任女王的头号政治对手、她的幼子国王路易十三的顾问。女王和路易十三都对黎塞留深存戒心，但两人因法国国内胡格诺派新教徒问题焦头烂额，难以割舍政治和行政才干兼备的黎塞留。这位年轻教士因调解王室成员之间的争斗被推荐给了罗马，晋升为红衣主教，居国王枢密院之首。黎塞留作为红衣主教9任职将近20年后，同时兼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法国首辅大臣。这位深谋远虑的天才人物提出了基于均势和强调中央集权的治国韬略和对外政策新概念。

黎塞留推行本国政策时期，也是马基雅维利论述治国方略的著述传播之时。黎塞留是否熟读过马基雅维利论述权谋的小册子不得而知，但他毫无疑问践行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精髓。10黎塞留的国际秩序观一反从前，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性、家族利益或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即日后所谓的&ldo;国家理由&rdo;。国家理由才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黎塞留把新生的国家作为推行治国大计的工具。他把权力集中在巴黎，组建了一支由省长或&ldo;职业管家&rdo;构成的队伍，在王国的每一个区内行使政府权力。他提高了税收效率，从根本上撼动了一直由旧贵族控制的地方政权。国王作为主权国家的象征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将继续行使王权。

黎塞留没有把中欧的混乱看作起兵捍卫教会的号角，而是把它视为遏制势力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手段。自从14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一直有&ldo;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rdo;之称。然而这并不妨碍法国根据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考量采取行动，支持（由瑞典、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诸君主组成的）新教联盟。起初法国不动声色地暗地支持，之后变成公开支持。

黎塞留的举动引起大哗。11指责他的人抱怨说，作为红衣主教，他对永恒的普世天主教会负有义务，言外之意是他应该加入反对北欧和中欧叛逆的新教君主的行列。黎塞留反驳道，身为一个脆弱的世俗政治实体的大臣，他同样对国家负有义务。宗教救赎或许是他个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为一个政治实体负责。而政治实体没有需要救赎的永恒灵魂。他说：&ldo;人是不朽的，人的救赎可以等到来世。但国家没有不朽一说。现在不拯救它，以后就没机会了。&rdo;

黎塞留把中欧的分裂看作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12法国面临的根本威胁是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威胁。一个统一的中欧会控制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因此阻止中欧走向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ldo;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rdo;通过支持中欧一批小国削弱奥地利，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黎塞留的构想历经剧烈动荡的岁月而得以延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从1624年黎塞留飞黄腾达开始，到1871年俾斯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为只要这一理念构成欧洲秩序的核心，法国即可称雄欧洲大陆。当这一理念不再支撑欧洲秩序时，法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坍塌。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当今时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开创了遍及全球的一种新国际秩序观而具有特殊意义。其实当时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代表更留意礼宾待遇和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