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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6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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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蛮汉山大营司令堂，战时佥事处是大同联邦目前的最高决策机构，成员囊括了总统府、总理府、参众两院及大都督府的主要官员——这个草台班子似乎不和谐，六月份开战后争吵不断，不过进入八月战事好转，互相看着顺眼了，凑到一起也能满堂和气。

“草上飞，总统前些时候整天呆在司令堂，怎么突然不见了？你千万别说他又去度假了。”吴牲笑眯眯地问赵吉。

赵吉淡淡回答：“总统就在蛮汉山，哪也没去！”

“我知道守口如瓶，不过二十万石粮输往喀尔喀，总不可能去喂老鼠吧！”吴牲还是一副笑脸。

巴图尔很生气地插了一句：“还不是因为你们总理府一天到晚叫穷，他不出手这场仗如何能尽早结束？”

“这能怪总理府吗，大同这点家底两个月就差不多打光了，银钞局建议发行一千万元公债，各位有什么意见？”李建极马上说道。

“不够，要发就两千万，就叫‘胜利公债’吧，你们沾联邦的光发了大财，也该拿出点钱为国效力嘛，清国已经加税了，他们挺不了多久，我们一起咬咬牙，这一仗必胜无疑。”李富贵严肃说道。

李建极向鲍震耳语一会儿，点点头答道：“好吧，我想议院能够通过。”

“总统既然出手，打败清国为时不远，你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赚钱，”李榆不在鄂尔泰就是大同联邦头号人物，挥挥手一脸苦笑说道，“巴图从塔城来信，罗刹国又向边境大举增兵，与我方冲突不断加剧，看来下一步不得不西征。”

“打完清国之后，我们哪还有余力，罗刹国那块破地方给我都不要，过几年再议西征吧。”鲍震摇头道。

“不对，四百年前我蒙古铁骑横扫欧罗巴，由此稳定了西部、凝聚了人心，我大同能轻而易举拿下西域、藏区就是仰仗蒙古大汗的余威，这种老本吃不了几年，放任罗刹鬼向东渗透，西部边疆如何稳定？”图鲁拜琥一开口就让大家吃了一惊，这家伙好像从来不说人话，怎么当了参议院副议长就转性了？

“西征不是打仗那么简单，西部各族群只有与我们一起流血才能真正融入联邦，总统早就说过解决东部问题后就着手解决西部问题，西征更苦再难也必须干。”那木儿点头道。

“其实，借助西征打通欧罗巴的商道也不错，算了，以后再议，还是先说眼前的事。”李富贵笑着招招手，总统府掌书记薛宗周开始讲解当前局势。

目前战事陷入僵持，居庸关方向，清军增派了援军，守关兵力达到五万，革库里率领四个镇攻击南口受挫，短时间内无法取得战果；山东战场，清军全面后撤，集重兵固守济南、兖州、登州、莱州等地，登莱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还在莱州挫败我军，还是老问题，我军山东兵力不足；河南战场，阿济格丢失开封、归德两府，遂向卫辉府攻击，王廷臣、尤人俊两镇过河增援，与秦虎联手逼退阿济格，但河南我军也受其牵制，无法东进开辟江北战场；南直隶战场，老帅与马光远集中七个镇的兵力击溃张天禄部，重新攻入池州府，李成栋、李本深、田雄、马得功等部驰援，清军总兵力达到二十万，老帅被迫改攻为守，请求大都督府再给他五个镇的兵力；浙江简直一摊烂事，金声与浙江总督张存仁都缺乏兵力，无力相互争斗，玩起“吃不掉对手就与对手做朋友”的把戏，两人似乎还打得火热。

王继谟插话问：“我们手中还有三个镇的精锐骑兵、三个镇的精锐步兵，投入任何一个战场都能决定胜负，大都督府按兵不动有何打算？”

“多尔衮手里也有七万精锐八旗军按兵不动，大都督府已有用兵战策，但目前还不能说。”薛显光答道。

“好了，兵事由大都督府说了算，我们不要多问。”鄂尔泰摆摆手，示意薛宗周继续说。

“江南士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事，清廷水师提督黄蜚、吴淞总兵吴志葵也卷入其中，虽然事败被捕杀，但余波未止，多铎不得不极力弹压民变，我们更麻烦，前明在籍官员、文人士绅也打出‘扶清灭虏’或者‘灭虏复明’的旗号四处作乱，河南的杜宏泰、山东的王昉、湖南的张孟存、江西的金声痛下杀手，绞死复辟分子上千人，四川的杨文岳也请求与水西各部联手铲除贵州、云南的残明势力，联邦政府应该就此有个明确的态度。”薛宗周最后说。

“文人士绅乃培养国家元气之所望，绝对不能滥杀，尤其是某些名望之士更不能动。”陈奇瑜摇着头说。

“这些人卑鄙无耻，投靠满清却骂我们是北虏，作威作福却满口仁义道德，双手沾满各地议员的血，不杀他们何以保全联邦？”文人士绅作乱首先摧毁地方议会，包括自由党、公民党在内的大批骨干议员被杀害，参众两院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由主张安抚转为严厉镇压，鲍震压制不住怒火吼道。

“文人士绅无论‘反清复明’还是‘扶清灭虏’都是一路货色，他们竟然狂言‘宁可中国亡于满清也不可亡于北虏’，既然梦想复辟旧制奴役他人，那就来吧，我们创造历史不怕双手沾血。”李建极也激动起来。

陈奇瑜急忙摆手辩解：“不是不能杀，而是不要滥杀，像河南绞死了前朝兵部尚书张缙彦，这影响太大，士人皆会以为我们是残暴之北虏。”

“士人还是该予以优待，不要搞得人人自危，必须立个章程限制地方。”王继谟点头道。

鲍震、李建极立刻跳起来反驳，双方大吵起来——这种争论在大同时常可见，一般来说，商人、中小地主、工匠、自耕农坚决支持联邦，主张毫不留情镇压复辟分子，关外各族的态度更干脆，谁敢造反就杀谁，而像陈奇瑜、王继谟这样的前朝官僚，以及像刘宗周、孙奇逢这样的前朝名士则摇摆不定，既怕联邦毁于一旦，又对垂死挣扎的文人士绅兔死狐悲。

李富贵对鄂尔泰低语了几句，抬起头问道：“那个黄道周最近作何表现？”

黄道周今年正月被解送大同，本打算拒绝高官厚禄劝降，然后痛斥北虏舍身取义，但大同官员一致认为这个人除了满口圣人古训，没有半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连当个地方议员都不够格，劝他先找个教书的活干，等天下安定了再回家做学问——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大名士当回事，不关不杀还管吃管住，也现在想上吊也晚了，说不准会被人以为是吃饭撑死的，黄道周气昏了，每天除了写文章就是上街咒骂大同联邦，好像不骂人就无事可做。

“还是老样子，连刘宗周、孙奇逢也烦他了。”那木儿想起这个人就好笑。

“随便他骂，我们立个规矩，文人士绅只要不做乱、不投敌，保证一个不抓、一个不杀，越过这条线就请上绞架。”李富贵大手一挥说。

鄂尔泰接着又说道：“新政推行不力，老百姓依然穷困，复辟分子才得以趁虚而入，暴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要给各地官署打招呼，既要看好自家门更要做好自家事，杨文岳就不要打贵州、云南的主意了，解决四川民生才是大事。”

薛显光犹豫一会儿说道：“大都督府有个提议，对降清的明国官员应区别对待，凡保全百姓、安定民生的有功无罪给予优待，反之以叛逆罪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