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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繁荣的悖论（第2页）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乃至全书中提到的“进程”一词，并不是用来解释每个经济繁荣的国家是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有的国家是通过建立一个把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的政府走向繁荣的，例如新加坡；有的国家走向繁荣的道路则开始于很久之前，它们的发展是渐进式的，例如美国。每一种好的理论只能作用于特定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些条件下，理论才能发挥作用。放眼全球，在规模、人口、文化、领导机构和能力方面，各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不同的发展环境直接关系着一国的国运。

我们发现，对创新进行投入，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是一条非常可靠的繁荣路径。它通过了实践的检验，适用于每个国家。通过回顾一些繁荣国家的历史，我们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关键要素，描述了开创新市场的过程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通过这个过程，一些曾经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创造了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巨大价值，为国民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被忽视的繁荣之路

我们的思路聚焦于众多国家创造和保持繁荣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从忧患中发现机会、投资开辟式创新（这种创新的一大作用是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落实“拉动”（Pull）发展策略（这种策略会将必不可少的组织机构和基础设施“拉进”新市场）等等。这些因素是上文定义过的，我们还会在下文详细讨论。这些主题和想法是解决繁荣的悖论不可或缺的。通过本书分享的创新案例，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审视和检验这些主题和想法，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们。

创新并不一定是高新科技产品或者功能丰富的产品。我们对创新的概念常常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事物：创新可以是能为一个组织带来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信息等各方面的变化，使它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的流程变革。开辟式创新能让原本复杂昂贵的产品变得更简单、更便宜，让未消费者用上它们。未消费者是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群体。

[1]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TheInnovatorsDilemma:WhenNewTechnologiesCauseGreatFirmstoFail），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2000年。

这里的定义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定义是一致的。它们都把一项发明，以及这项发明在市场中的稳定投入看作一种引发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产生或发展的过程。熊彼特在该书第二章中提道，“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生产其他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第65页）。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创新常常被混同为发明，某些从未出现过的事物也会被当作创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创新的概念并非如此。根据熊彼特的观点，组合过程的例证之一是“只要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生产部门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的市场，它就是新市场，无论它是否[在别的国家里]存在过”。究其本质而言，一项产品之前是否在其他国家存在，丝毫不影响它作为新产品被引入另一国家，也不影响它能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的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Hausman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凯萨·伊达尔戈（CésarHidalgo）提供的数据表明，一国经济的繁荣程度与该国掌握的专业知识数量直接相关，他们在研究中称之为“经济复杂性”（EconomicComplexity）。它指的是“一种测量用于某种特定产品上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总和的指标。这里的产品就是知识的表达手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证证据解释了为什么产出型知识的积累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问题”。然而，产出型知识是得来不易的，通常代价较高。另外，只有知识的简单积累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一种动态积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西德尼·温特（SidneyWinter）教授曾就组织能力的演进发表过大量的著述。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商业组织对动态能力的开发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也解释说，这些能力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的。详见《通向新熊彼特企业理论》（TowardaNeo-SchumpeterianTheoryoftheFirm）（1968年）、《理解动态能力》（UnderstandingDynamicCapabilities）（2003年）和《深思熟虑的学习与动态能力的演化》（DeliberateLearningandtheEvolutionofDynamicCapabilities）（2002年）。

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AnInquiryinto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theBusinessCycl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

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Hausmann）等，《经济复杂性图册：描绘通向繁荣之路》（TheAtlasofEconomicComplexity:MappingPathstoProsperity）（第二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年。

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由消费者和未消费者组成的。在繁荣的经济体中，很多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往往大于未消费者数量。未消费者是这样一个群体：为了改善生活的某一方面，他们努力奋斗，甚至痛苦挣扎，但是苦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好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他们力所不及的，这并不是说市场上没有解决方案，而是这些办法超出了未消费者的负担能力，或者因为未消费者不具备必需的时间或者专业知识。

开辟式创新能够启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引擎。一项成功的开辟式创新会带来三个明显的结果。

第一，从开辟式创新的根本性质来看，它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与之相关的生产、市场营销、分销等工作，这样，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就会涌现。而就业是一个国家迈入经济繁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这种创新带来的利润能让绝大部分的人口获益。尽管这些利润常常会被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例如教育、基础设施、医疗等等。

第三，开辟式创新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我们将在下文讲到这一点。许多繁荣国家都经历过贫穷、腐败和糟糕的政府。但是，随着创新的扩散，一种走向繁荣的过程随之开启了，它帮助曾经的穷国完成了转型。以美国为例，美国很多的新市场来自创新，例如胜家（Singer）缝纫机、柯达胶卷相机、福特T型车（ModelT）等等。（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些创新。）它们在美国培育了一种创新文化，并极大程度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一旦面向未消费者的新市场建立起来，它们就会把必需的要素“拉进来”，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组织，甚至文化变革等等，并持续发展。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讨论这一点。它同时也是改变一个社会发展轨迹的契机。

在伊布拉欣建立Celtel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模式的每一个要素。首先，他的创新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完成的，它把原本复杂昂贵的产品变得简单实惠，让几百万非洲人民用上了手机；这一创新同时也帮助伊布拉欣开创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例如金融服务和移动医疗等。其次，在建立企业的过程中，伊布拉欣引入了必需的资源。这个全新的、庞大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迫切需要各种资源，伊布拉欣一一引入了它们。他开创的事业因此得以存续。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聪明的投资决策。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会经常返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最后，Celtel的发展是以本地人为本的。比如说，伊布拉欣没有选择用户月租的商业模式，因为这适用于发达国家，那里的用户收入能力更强，也更富有。伊布拉欣采用了预付话费（刮刮卡）的商业模式，这种卡片的最低面额为25美分，这带动了火爆的销售。除此之外，在伊布拉欣创造的工作岗位中，99%雇用的是非洲本地员工。

在很多人看来，伊布拉欣是个标新立异的人。这在今天看来尤其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伊布拉欣完成的工作本来是人们指望穷国政府来完成的。为什么人们会指望政府？因为在富裕国家里，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承担的。我们会看到，伊布拉欣在非洲的作为和很多创新者在本国点燃繁荣火种的做法是一样的。

当然，国家想要长期繁荣，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良好的政府。政府会培育和扶持一种创新文化。如果把开辟式创新比作火种，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是点燃它。我们相信，更好地理解开辟式创新，理解它如何启动和促进政府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将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加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繁荣。这里提到的更好的政府管理工作，指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现行模式。

[2]我们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更加详细深入地研究。我们将在第八章研究组织问题，在第九章研究腐败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曼瑟·奥尔森（MancurOlsen）在他的《权力与繁荣》（PowerandProsperity）中提道：“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接下来，奥尔森强调，由于社会的不可预见性，企业家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奥尔森谈道：“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是如此普遍而深不可测，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拥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有相对良好的渠道获得信贷和风险资本。一个社会没有任何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社会中存在着足够广泛的各类企业家，他们能够从事足够广泛的各类互利性交易，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单一机构的想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发挥企业家的能力，推出越来越多开辟式创新，就一定能带来越来越好的政府治理，实际上，它已经在发挥这样的作用了。

曼瑟·奥尔森（MancurOlsen），《权力与繁荣》（PowerandProsperity:OutgrowingCommunistandCapitalistDictatorships），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2000年，1，第188—189页。

伊卡柏·卡迪尔（IqbalQuadir），麻省理工学院列格坦发展和企业家中心（LegatumCenterforDevelopmentandEntrepreneurshipatMIT）创始人，他在期刊《创新》（Innovations）上发表的文章这样解释这一点：“从亚当·斯密（AdamSmith）到齐美尔（GeorgSimmel）再到马克斯·韦伯（MaxWebber），西方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商业曾经带来了政府、文化和行为的转型，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型，它让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变得更加值得相互托付。”

读者指南

实际上，开辟繁荣新市场的良机往往隐藏在表面看来毫无希望的地方。认识到这一点，对所有努力求索的利益相关者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利益相关者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各国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所有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这一认识对创新者和企业家同等重要，尤其是那些尚未发现商机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举例来说，非洲大约有6亿人用不上电。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种极端贫穷的表现，还是一个等待我们去开辟新市场的绝佳机会？它当然是呼唤我们创新的冲锋号，而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示牌。这就是我们想通过本书向读者传递的精神。

我们非常清楚，撰写一部关于经济发展的书意味着大踏步迈入一个极为复杂的专业领域。与此同时，我们更期望书中分享的每一种模型、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原因能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角。为了方便读者抓住本书的思路，并把它们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此把本书的四个部分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解释了创新在一个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详细论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创新：开辟式创新。开辟式创新是创造长久的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创新和创新产生的文化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影响，通过这些国家的案例证明本书提出的模型。

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发展的感知性障碍，探讨了开辟式创新与良好的组织发展、腐败的防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之间的关系。

第四部分：探讨了把繁荣的悖论变为繁荣的进程的重要意义，回顾了本书的一些关键原则。

附录：扼要描述了几种开辟新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经济的作为，它们来自企业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旨在带来整个世界范围的改变。我们希望帮助读者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应该把宝贵的资源投向何处？通过什么方式投入才能最终实现创造财富，打开繁荣新局面的目标。

我们明白，没有比在贫穷国家创造繁荣更复杂的工作了。从开始写作本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期望本书的思考能带来新的方法，帮助人们战胜那些令人心碎的顽固问题。究其本质，这本书是一曲创新的颂歌。它歌颂的是开辟式创新和它足以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和无穷潜力。希望拙作能够抛砖引玉，开启一场富有价值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