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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世界将去往何处（第2页）

化石燃料

除了核武器和气候变化，全世界基本自然资源的枯竭是未来人类社会将要面对的第三大问题。自然资源的枯竭将给人类带来麻烦，因为有些资源（尤其是水和木材）曾使历史上某些社会的发展受到限制，并且导致它们的崩溃，还有些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矿物质和高产田地）曾诱发过战争。如今，资源稀缺对许多地区的社会发展造成了阻碍，甚至带来了战争的威胁。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关注其中一个例子——化石燃料，它主要被我们用作能源，但同时也是许多产品在化学合成环节所需的起始物料。（“化石燃料”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很久以前形成于地幔的碳氢化合物燃料，包括石油、煤炭、油页岩和天然气。）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能量，我们在运输和起重活动中尤其需要用到大量能量。在人类进化的数百万年间，人类自身的肌肉力量曾是我们运输和起重的唯一能量来源。大概一万年以前，我们开始驯养大型动物，控制它们来拉车、装载货物，并借助滑轮和齿轮系统来完成需要起重的活动。在这之后，风力成为帆船和（后来出现的）风车运行的动力，水力则成为驱动水车进行起重、研磨和纺织的动力。今天，化石燃料是我们最常见的能量来源，因为它们从表面上看成本低（后面将展开更多的讨论），能量密度高（即只需少量的燃料便可生成大量的能量），而且方便运输（不像动物、风力和水力，只能在某些特定位置获得或保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化石燃料成为近代以来驱动战争和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典型的例子是，石油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中东政策，并且促使日本做出参加二战的决定。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便已开始使用少量暴露在地球表面的石油和煤炭。然而，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人们才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化石燃料。人类开采化石燃料的来源地和种类随着时间而演变。最先被使用的，是那些因暴露于地表或靠近地表而最容易获得的燃料，那些最容易提取而且提取成本最低的燃料，以及那些提取过程破坏性最小的燃料。当这些燃料被全部搜刮干净时，我们把目光转向相对而言不那么容易获取、埋藏得更深、提取成本更高或者破坏性更大的燃料。因此，第一批被用于工业生产的燃料是埋藏较浅的煤炭资源，它们被用来为抽水机的蒸汽引擎提供动力，后来被用于为纺车和（在19世纪的时候）汽船、机车引擎提供动力。煤炭的工业开采之后是石油、油页岩和天然气的开采。例如，从地下抽取石油的第一口油井建于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那之后渐渐出现越来越深的油井。

如今，人们开始讨论我们是否已经到达一个“石油峰值”，即我们是否已经过多地消耗了地球上可获得的石油储量，以至石油产量很快就要走下坡路。但人们已经广泛达成的共识是，那些成本最低、最易获取、破坏性最小的石油资源已经被耗尽。宾夕法尼亚州的浅层油井已无法为美国提供表层石油了。因此，油井被挖得越来越深（一英里深或更深），而且油井的位置也从陆地转向浅层海域，进而转向深层海域；石油开采活动不再局限于美国的工业中心地带宾夕法尼亚州，而已经拓展至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还有北极。比起宾夕法尼亚州的浅层油井，这些更深、更远的油井的开采成本要高很多。而且，一旦这些地方发生石油泄漏事故，所造成的破坏也会更大。随着石油开采成本的升高，可替代石油但破坏性更强的化石能源（如油页岩和煤炭），还有非化石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正变得更为经济。尽管如此，当前石油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石油公司巨头依然能从中获取暴利。

方才，我提到了石油从表面上看成本低廉。现在，让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想石油（或者煤炭）的实际成本。假设石油的售价是每桶60美元。如果石油公司开采和运输每桶石油的成本仅为20美元，而且假设石油公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那么每桶60美元的售价意味着石油公司可从中赚取大笔的利润。

可是，燃烧化石燃料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果石油公司需要为这些破坏性影响负责，那么石油的价格将会上升。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之一是空气污染，近代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和欧洲曾经非常严重，如今在印度和中国也较为严重。这种空气污染每年会造成几百万人死亡，而且医疗成本非常高。由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的其他破坏主要通过气候变化体现出来，例如农业减产，海平面上升，我们不得不花更多钱来建造屏障以阻挡升高的海平面，除此之外还表现为洪水和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加剧。

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化石燃料燃烧带来的间接成本，虽然目前它们的生产者无须支付这笔费用。假设你开了一家工厂，生产一种叫作“开心娃娃”的玩偶。如果每制造一吨“开心娃娃”的成本是20美元，其他品牌的玩偶制造成本为每吨30美元，而且你可以以每吨60美元的价格出售你的“开心娃娃”。那么，每吨40美元（60美元减去20美元）的毛利润意味着制造“开心娃娃”非常有利可图，而且可使你同其他玩偶制造商之间拉开一大段距离。

不幸的是，在制造“开心娃娃”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黑色沉淀物，而其他品牌的玩偶在制造过程中并不会产生这种黑色沉淀物。你将这些黑色沉淀物丢进周边的麦田里，因此邻居的小麦开始减产。你每生产一吨“开心娃娃”带来的黑色沉淀物，会使邻居种植小麦的收入减少70美元。

因此，邻居对你提起诉讼，坚持要你来支付每吨“开心娃娃”的生产所导致的70美元小麦收入的损失。你当然不同意邻居的要求，而且会找许多借口。你不承认“开心娃娃”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黑色沉淀物，虽然你公司雇用的科学家早在几十年前就提醒过你，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这种副产品。你会说这种黑色沉淀物的有害性并未得到证实，称这种沉淀物是几百万年来自然生成的物质，称在能够断定邻居的麦田里出现的黑色沉淀物有多少来自你的“开心娃娃”制造厂之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你会说“开心娃娃”对人类文明和我们的高品质生活至关重要，因此黑色沉淀物的受害者应该闭上嘴，停止喋喋不休的抱怨。

但是，当这起案件被提上法庭，法官和陪审员不假思索地判定：你当然得为生产每吨“开心娃娃”对邻居造成的小麦收入损失支付70美元。这样一来，“开心娃娃”的成本就不再是每吨20美元了，而是每吨90美元（20美元加上70美元）。生产“开心娃娃”不再是一个牟取暴利的方式：如果你只能以每吨60美元的价格售出这种玩偶，而成本高达每吨90美元，则生产这种玩偶就变得非常不划算。现在，你的竞争对手以每吨30美元的成本制造的玩偶就击败了你的“开心娃娃”。

就如同我们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提到的“开心娃娃”玩偶，化石燃料也会造成破坏，并且会影响人类收益。不同点在于，比起例子中的黑色沉淀物，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可见度很低，而且“开心娃娃”的制造商需要赔偿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但是化石燃料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目前还无须为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负面影响付出代价。不过，人们开始越来越坚持让化石燃料生产者和使用者付出代价，就像“开心娃娃”的制造商那样，具体可通过出台缴纳碳排放税的规定或是其他的方案来实施。这种坚持正是目前人们寻找除化石燃料以外的可替代能源的推动因素之一。

可替代能源

某些可替代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力发电和地热能，看上去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除了潮汐能以外，所有这些能源都得到了“验证”：也就是说，它们都已经被长时间、大规模地利用起来。例如，丹麦目前主要依靠位于北海的风车进行发电，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使用地热能来取暖，而早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就开始在河上建设水坝以进行水力发电。

当然，每一种可替代能源都存在自己独有的问题。在我的家乡南加利福尼亚州，大规模应用太阳能意味着要在阳光普照的沙漠地区设置大量太阳能电池板，但这会对早已濒危的沙漠龟的栖息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风车会杀死蝙蝠和鸟，而且当地居民纷纷抱怨风车影响了他们的视野。用于水力发电的河上大坝对洄游鱼类构成了阻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成本低且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办法来提供能量，我们肯定不会去破坏沙漠龟的栖息地，杀死鸟和蝙蝠，影响人们的视野，或者阻挡鱼类的洄游。可是，正如我们所说，化石燃料的使用会造成极为严峻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呼吸道疾病，还有石油和煤炭开采带来的破坏。由于我们没有在好的解决方案和坏的解决方案之间做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得不自问：在所有这些坏的解决方案中，负面影响最小的是哪一种？

关于这场辩论，我们可以以风车为例进行探讨。据估计，在美国，风车每年至少会杀死45000只鸟和蝙蝠。听上去这个数字很大。然而，与这个数字相比，我们应该看到，据估算，每只可以自由进出家门的宠物猫平均每年会杀死超过300只鸟。（是的，超过300只，这可不是一个印刷错误。）如果在美国户外，猫的总数预计为1亿只，那么通过计算可知，这些猫每年至少会杀死300亿只鸟，你再把这个数字与风车每年杀死的鸟和蝙蝠的数量做个比较就会发现，风车带来的伤亡率仅仅相当于150只猫的“杰作”。人们便可以由此看出，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美国的鸟类和蝙蝠，那么我们应当先把注意力放在猫身上，而不是风车上。此外，请你想想，猫在对鸟类造成伤害的同时不会为我们提供能量，也不会减轻空气污染或缓解全球变暖，而风车则可以做到这些。

风车的例子告诉我们，尽管风车、沙漠地区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水坝毫无疑问会造成一些伤害，但是情有可原。比起化石燃料，它们造成的伤害程度较低。因此，使用这些可替代能源来代替化石燃料，是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妥协方案。人们也许还会听到另外一种反对意见，即风能和太阳能产生的能量不足以与化石燃料抗衡。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确实已经堪比化石燃料了，而且化石燃料的表面经济优势存在误导性，如果我们考虑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巨大间接成本（想想“开心娃娃”玩偶的成本），那么相较之下，可替代能源的成本其实低很多。

截至此刻，你也许已经开始考虑显而易见但又令人惧怕的另一种可替代能源——核能。这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都不愿提及的话题。除了经济原因，人们对核能如此排斥的原因还有三个：担心会发生意外，害怕核反应堆材料被用于制造核武器，以及使用后的核燃料弃置于何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关于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记忆让许多人本能地将核反应堆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与能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已知的有两起核电站事故导致了人员伤亡：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了32人当场死亡，而后来因为核辐射去世的人数未能确定；还有就是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因设备事故和人为失误而被毁灭，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而且放射性材料的泄露微乎其微。然而，三里岛核事故给美国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此后的许多年，美国暂停了一切核反应堆的采购活动。

人们对核能发电的另一个恐惧，是关于核反应堆燃料使用过后弃置于何处的未解难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废弃的核反应堆燃料应当被永久性地存放在一个遥远且生态非常稳定的区域，深埋于地下，确保地震或渗水都无法造成核燃料泄漏。到目前为止，美国能找到的最合适的选址位于内华达州，该选址符合上述的要求。然而，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内华达州民众阻止了该选址的落成。结果，美国到现在还没能找到一个处置废弃核燃料的地点。

所以，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风车会伤害鸟和蝙蝠的问题，核能发电也不是没有坏处的。哪怕没有这些负面影响，核能也无法满足我们所有重要的能源需求，比方说，核反应堆不能为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我们对广岛和长崎的记忆（在经历了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后被强化）让大多数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不敢细想核能的应用。然而，我们必须再次自问：使用核能的风险有哪些，使用其他可替代能源的风险又有哪些？几十年来，法国国内的电力需求大部分都是通过核电站得到满足，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些人说，法国可能发生过核事故，只是法国不承认。这种反驳似乎不合情理：切尔诺贝利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从被毁坏的核反应堆进入大气层的放射性物质都会令其他国家有所察觉。韩国、芬兰和许多其他国家同样也使用核能发电，而且都未曾引发过重大事故。因此，我们应当在发生核反应堆事故的概率和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空气污染每年确实造成数百万人伤亡之间权衡轻重。

对美国而言，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案必须要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降低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大致是欧洲人的两倍，尽管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比我们要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欧洲国家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引导民众购买汽车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欧洲人不太乐意购买油耗高、燃油效率低、价格高昂的大型车，因为部分欧洲国家将汽车消费税设定为100%，使汽车的价钱翻了一番。同时，欧洲政府设置的汽油税促使汽油价格高达每加仑9美元以上，这使人们面对非省油型汽车更加望而却步。美国同样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来“劝退”那些打算购买超级烧油型汽车的民众。

除了降低整体能源消耗，美国能源难题的解决方案还需具备第二个要素——获取更多非化石能源，即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水力发电、电热能或者核能。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为可替代能源的研发者提供补贴，美国公司利用这些补贴助研发出了高效的风车。不幸的是，在1980年左右，美国政府终止了对可替代能源的补贴政策，以致高效风车在美国的市场陡然下行。不过，丹麦、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在我们设计的风车的基础上做了改良，现在这些风车已经被用来满足大量的电力需求。无独有偶，中国开发了一条长距离输电线路，将远在西部的风力发电厂所产生的电力输送至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美国则尚未开发出这样的长距离电力输送系统。

其他自然资源

放在人类能源需求的更宏观背景下观察的话，以上这些问题都与化石燃料这种自然资料的枯竭有关。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讨论其他主要的自然资源种类，以及它们可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的难题。其中两类自然资源其实我在第八章便已经提到过，它们造成了日本特有的问题：一是森林资源，它为人类提供木材、纸张和传粉昆虫等关键的生物因子；二是渔业资源（主要是来自海洋、淡水湖河的鱼类和贝类），它为全球人类提供了大部分所需的膳食蛋白。其他的自然资源种类还有：工业中使用的多种不同的元素和矿物质（铁、铝、铜、镍、铅等），对农业和林业至关重要的肥沃土壤，供饮用、洗涤、农业、林业和工业使用的淡水资源，以及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大气层。这些不同的资源在以下4个方面有所区别：它们的可再生性以及因此导致的管理问题，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潜在限制，它们的国际维度，以及它们激发的包括战争等形式的国际竞争。要理解不同资源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了解这些区别就很重要。

首先，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再生性。如同化石燃料，矿物质也是无机物（即不具有生物性，也不可再生）。这就是说，矿物质不能自行再生，也不能产生下一代矿物质。实际上，目前我们在地球上所能获取的矿物质数量，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了。与之相反，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都是可再生的生物资源：树木和鱼类都能繁殖下一代。因此，在理论上，还有通常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将收获速率控制在低于新生鱼类和新生树木生长速率的水平，以实现这部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此一来，鱼类和树木的总量就能够维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虽然肥沃的土壤中大部分是无机物，只有一部分物质具有生物性，但土壤也被看作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因为尽管土壤会因人类活动而受到侵蚀，但蚯蚓和微生物的运作能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淡水是部分不可再生资源（例如枯竭的含水层），但部分是可再生的，因为从海洋中蒸发的水汽最后可以通过降雨的方式重归大地，从而产生新的淡水资源。

我们无法通过管理手段使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矿物质和化石燃料）的储备量维持稳定。但是，我们的资源管理手段会对可再生生物资源的储备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我在第八章提到的，人类在可持续管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方面拥有很丰富的知识。世界上的部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已经得到了妥善管理，例如德国的森林资源和阿拉斯加的野生三文鱼资源。不幸的是，大部分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尚未被妥善管理，它们都被过度开发或过度捕捞，导致树木和鱼类的存量不断消减，甚至走向灭绝。请快速回想：你最后一次吃大西洋旗鱼是什么时候？你的回答很有可能是：很多年没吃到过了，因为这种旗鱼被过度捕捞，作为商业鱼类已经灭绝了。我们还知道如何管理表层土壤，但可悲伤的是，表层土壤也常常面临管理不善的问题，或者是因被侵蚀而流入河水中，然后流入海洋，或者是出现肥力及结构的退化。简而言之，目前人们对许多或者说大部分有价值的可再生生物资源的管理都是不当的。

其次，哪些自然资源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限制？答案是：也许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会如此，除了目前毫无耗尽征兆的大气层中的氧气。一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和铝的存量如此之大，以至它们看上去好像永远都用不完，但我必须调整这种表述，承认我们目前开采的都是浅层的、易获取的且开采成本低廉的铁和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可避免将要开采储存在更深处的铁和铝，它们的开采成本更高，化石燃料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其他的一些对于工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矿物质存量较低，因此人们已经开始担忧其储备不足的问题，比如部分稀土，它们主要集中储存在中国。也许你倾向于把淡水看作一种可无限度获取的资源，因为在全球的海洋中有无穷无尽的海水，我们只需通过脱盐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淡水资源。但是，这个过程需要能源，而我们早已陷入能源紧缺的窘境，并且为过度使用能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实际上人类可获取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

接着，我们要考量的是全球资源问题的国际维度。部分资源无法移动，例如森林，每棵树都停留在它所生长的国家，所以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在理论上是由它所在的国家支配的（但这在实践中会涉及国际维度，因为其他国家可以购买或者租用这种资源）。但对于身处国家“公地”之上的资源来说，国际维度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在国家之间自由移动的资源来说也是如此。

公海是公地的一种，是指距离一国陆地200海里之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和支配的海域。（“公地”一词源自一个中世纪牧场的术语：因为牧场不归任何个人所有，所以被认为是一种供大家共同使用的“公共用地”。）在距离一国陆地200海里以内的海域，该国可通过制定法律监管捕捞活动，然而任何国家的渔船都可以在公海上的任意地点作业。这样一来，由于缺乏防止在公海领域过度捕捞的法律机制，许多海洋鱼类的存量在不断下降。另外，还有三种潜在的珍贵资源也存在于超出国家管理权限的公地之中，他们分别是：溶解于海洋中的矿物质、南极冰盖中的淡水，还有海底的矿物质。人们对这三种资源都曾尝试开发：一战之后，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贝尔曾试图从海水中提炼黄金；人们不止一次想要把南极洲的冰山运到水资源稀缺的中东国家；从大洋底部开采矿物质的实践已取得很大进展。然而，这三种公地资源开发的实用性均尚未得到证实。目前，我们“仅仅”面临公海过度捕捞的公地难题。

另一类可能引发国际纠纷的是那些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资源。许多动物的迁徙特性使它们习惯在国家之间穿梭：其中有很多是商业价值极高的海洋鱼类，例如吞拿鱼，还有部分河鱼以及迁徙类陆地哺乳动物和候鸟（比如河里的鲑鱼、北极的驯鹿和非洲的草原羚羊）。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渔船捕获了某种海洋洄游鱼类，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可以捕获的这种鱼类资源就减少了。淡水也是流动的：许多河流流经两个或多个国家，许多湖也跨越了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边界，所以一个国家想要使用的淡水资源有可能会被别的国家抢占或者污染。除了这些存在于水和空气中的有用的流动性自然资源，人类活动有可能会给水和空气带去流动性的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会随着流水和风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举例来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会飘散至邻近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两地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的破坏；来自中亚地区的尘土会被风刮到日本，甚至是北美地区；河流会把塑料带到哪怕是最偏僻的海洋和沙滩。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资源的国际竞争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资源竞争，国与国之间可能会诉诸战争。国家之间因石油引发的竞争就是活生生的实例，它是日本主动参与二战的一个主要动机。在1879—1883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中，智利同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争夺的，正是阿塔卡马沙漠中蕴藏的大量铜和硝石。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对淡水资源的争夺都非常激烈，比如喜马拉雅山积雪融化而产生的淡水，同时为中国、印度和所有东南亚国家境内的主要河流提供了水源。在流经东南亚地区的湄公河和其他河流区域，上游国家通常会用水坝来留住营养丰富的沉积物，不让它们流向下游国家。来自欧盟、中国和西非国家的渔船则一同瞄上了西非沿海的海洋鱼类。在其他方面，产自热带地区的硬木材正是温带工业化国家梦寐以求的原材料，从而导致争夺硬木材的国际“混战”逐渐展开；作为工业元素的稀土也引起各国争夺；还有就是土地，比如中国在非洲租用的农业用地。言而简之，随着全球人口总数和资源消耗量的增加，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因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产生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不平等问题

在石油和金属等资源的人均消耗量，还有塑料垃圾和温室气体等废弃物的人均排放量方面，第一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以美国为例，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还有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倍。32这个系数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未来有重要影响。这就是我指出的威胁人类文明和物种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先来反思关于世界人口的问题。当前，世界总人口已超过75亿，而且有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内增加到95亿。几十年前，许多人认为人口问题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口和另外一个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才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总消耗量，即全球各地消耗量的总和，而各地消耗量则是当地人口数量与当地人均消耗量二者相乘得出的结果。

人口的重要性与人们的消费和产出息息相关。如果全世界75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被关在冷藏储物柜里，既不进行新陈代谢，又不消耗任何能量，那么人类就不会产生资源问题。世界人口中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剩下的65亿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两个群体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之比约为32∶1。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许多人依旧仅关注人口的重要性。他们会说，像肯尼亚这种国家每年的人口增速超过了4%，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对肯尼亚的5000万人口来说。但是，对世界整体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来自3.3亿美国人。美国的人口是肯尼亚的6.6倍，而且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是肯尼亚的32倍。由此可以得出，美国耗费的资源总量是肯尼亚的约210倍。再来举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总人口为6000万，整个非洲大陆的总人口为10亿，但前者的资源总消耗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在此之前，生存在其他地方的穷人并未对第一世界国家构成任何威胁。那时，远方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而且就算他们真的知道了，并因此而感到妒忌或愤怒，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几十年以前，就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最不相关这一问题进行争辩，是美国外交官常常引以为乐的一个小游戏。那时，比较受欢迎的回答是“阿富汗”和“索马里”：这两个国家都那么贫穷，离美国又那么远，看上去它们永远也不会给美国制造任何麻烦。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并且美国派兵在当地驻扎，美国驻军到今天仍未撤离阿富汗。

归根结底，落后、偏远的国家如今能够对发达国家造成威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现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去往发达国家。

全球化令世界各地人们生活标准的差异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中有三方面原因尤为突出。第一个原因是疾病从落后、偏远的国家蔓延至发达国家。近几十年，那些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过游客，从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被带到发达国家——例如霍乱、埃博拉病毒、流感、（特别是）艾滋病等。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